民国时期，贵州省位于中国的西南角，常常被人们用“三无”来形容：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这个地方不仅山多地少，土地贫瘠，而且面积也远逊于其邻省。

更为不幸的是，它的邻居云南和四川都是军阀割据的强大省份，无论是曾经称霸一时的滇系军阀，还是人口众多且战乱不断的四川，都让贵州难以抗衡。

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夹在这两个强势邻省之间的贵州显得格外受制。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贵州没有自己的军阀势力。由于地理环境复杂，交通阻隔，使得这里成为割据势力滋生之地，一旦形成割据局面，也很难被彻底清除。

因此，即便经济不发达，人口不算庞大，但贵州境内从来不乏军阀，如刘显世、王文华、袁祖铭、周西城等人都曾在此风云一时。而其中一个重要人物便是王家烈，他不仅是统治过贵州的一位军阀，还被称作最后一任“贵州王”。

1893年，王家烈出生在贵州桐梓县的小水乡。由于家庭贫困，他在完成桐梓高等小学堂学业后，不得不中断学业，以背盐为生计，并曾在遵义担任私塾老师。

在1914年，随着民国成立后的混乱加剧，他加入了当地部队，成为贵州省防国民军的一名士兵。

凭借着识字和机智聪慧的特质，王家烈在黔军中脱颖而出。他先后担任排长和司务长等职，并因表现突出，被送往贵州陆军模范营及洋务学校深造。

学成归来后，他晋升为连长，而当时他的上级正是同乡周西成，此人乃黔军第1旅第10团第二营营长，由于两人皆来自桐梓，因此结下了深厚情谊。

民国时期，各派系为了巩固对部队的掌控，大多重用老乡。

例如，在阎锡山领导的晋绥军中，有句俗语：“会说五台话，才把洋刀挂”；蒋介石则偏爱浙江籍人士；李宗仁与白崇禧的新桂系将领，多数也是广西人。

同样地，周西城亦不例外，其提拔的人才如王家烈，要么是他的亲戚，要么就是老乡。这些桐梓人构成了所谓的“贵州桐梓系集团”。

周西成凭借与同乡和亲戚的关系，在西南地区的军阀之间灵活游走，逐步壮大自己的势力。1922年，他带着王家烈进入四川，不久后，王家烈被提拔为营长，并在这一年加入了国民党。

接下来的战事中，王家烈在击败杨森部队时表现出色，协助周西成收编了溃散的千余名士兵，因此晋升为团长。

1923年，随着周其成成功攻占遵义，其麾下部队再次扩充，而王家烈也随之提升为第三旅旅长。

就在这一年，周西成基本实现了独立，将他的部队命名为靖黔军。在四川涪陵召开的军官会议上，他明确了靖黔军的继承顺序：毛光翔居首，其次是王家烈、江国和犹国才。

作为桐梓系军事集团的第二顺位继承人，王家烈无论是在地位还是兵权上都获得了显著提升。到1928年，他已成为周西城第二十五军的第二师师长，一跃成为高级将领。

然而，同年贵州内部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混战，起因是周西成与李燊之间矛盾加剧。这场内斗最终以周西城获胜而告终，使他几乎统一了贵州。

由于李燊得到龙云支持并重整旗鼓，再度不甘失败，与周西成展开新一轮冲突。但这一次，在追击李燊时，因为滇系军阀龙云介入，导致周西成被包围，不幸中弹落水身亡。

尽管周西成死得突然，但由于他早在四川制定好的继承顺序，桐梓系并未因此分裂。在旧部将领们的领导下，他们反攻成功，将李燊驱逐出贵州。

击败李燊后，桐梓系掌握了贵州政权。根据当初确定的继承顺序，蒋介石任命实力最强且担任第二十五军副军长的毛光翔为贵州省主席兼第二十五军军长，而王家烈则升任副军长。

这一安排让王家烈心生不满，因为尽管毛光翔是他的妹夫，但两人积怨已久。毛光翔对这个强劲对手也感到忌惮，于是处处想削弱其兵权，两人的矛盾愈演愈烈。

与此同时，当上贵州省主席后的毛光翔对蒋介石态度冷淡，对其拉拢若即若离。而一直希望扩大东南势力范围的蒋介石，则开始将目光转向黔军中的另一股强大力量——王家烈。

1929年，王家烈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革命军讨逆军指挥官，他抓住这一契机，将长期盘踞在黔东南的四川军阀赖心辉驱逐出去，从而掌握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地盘。

此后，在围剿红军的过程中，由于表现积极，战功卓著，王家烈不仅被委任为湘黔边区剿总司令，还获得了大量的军饷和武器补给。同时，他每月还能从湖南军阀何键那里得到资助，使得他的实力进一步壮大。

随着王家烈势力的扩张以及蒋介石对他的频繁拉拢，这让当时贵州的统治者毛光翔感到极度不满。

于是，在1932年1月，毛光翔发布电报，要求王家烈立即返回贵阳参加整编会议，企图通过调虎离山之计将其软禁。王家烈早已洞悉毛光翔的用意，不但没有单独回去，反而率领全军返回贵州，对毛光翔形成了巨大的威慑。

在这关键时刻，蒋介石乘虚而入，通过军政部下达命令，将王家烈晋升为第二十五军军长，而免去了毛光翔的职务。

面对强大的兵力压迫和国民政府的支持，无奈之下，毛光翔只得发表声明表示愿意休息，并将省主席的位置让给了王家烈。

1932年4月，经南京国民政府正式任命，王家烈终于如愿成为贵州省主席兼25军军长，从此奠定了他在贵州的统治地位。

当时，第25军下辖六个师，包括第1至第5师及教导师，但实际上只有两个师是完全听命于他的。

尽管登上了权力高峰，但由于贵州多山、交通不便，加上内部贪腐成风、矛盾丛生，使得王家烈难以全面控制整个地区。

他麾下副手侯之担，同时也是川南边防军司令，自立门户，不受其节制，占据着北部与四川南部区域。而其他如占据东部拥有四个团兵力的第3师师长蒋在珍，以及割据西南盘江八属拥有六个团兵力的第2师师长犹国材等人，更是公然与他对抗。

因此，即便名义上成为贵州最高统治者，但实际上王家烈真正能掌控的仅限于中部地区，其可直接调动的人马也不过柏辉章、何知重两位将领所率领的大约两万余人。

在贵州这片土地上，王家烈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个地区不仅自然环境恶劣，百姓生活困苦，而且军阀混战不休，使得资源十分匮乏。

即使他尽力搜刮，也无法为黔军提供充足的财源。因此，他手下的部队人数稀少，装备简陋，战斗力也难以令人满意。

然而，黔军战斗力薄弱并不仅仅是由于装备不足。在民国时期，贵州成为了鸦片种植的重灾区，这一恶习甚至蔓延到了军中。

许多士兵染上了鸦片瘾，以至于“黔军”有了一个讽刺意味浓厚的称号：“双枪将”。

这一绰号并非赞美他们能同时使用两把枪，而是指他们一手持步枪，一手握大烟枪。这种状况让人不禁对其作战能力产生怀疑。

蒋介石虽然想要控制贵州，但因地处西南偏远之地，加上没有直接干预的理由和兵力部署，无奈只能暂时搁置。

然而机会终于来临：1934年红军三大方面军主力开始长征，他们途经之地正是王家烈掌控的贵州。

此时，对于蒋介石来说，这成了消灭各路地方势力的绝佳良机。陈布雷曾指出：“川滇黔三省各自为政，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而用兵还好。”

于是，在追剿红军名义下，薛岳率领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纵队共八个师进入贵州。面对强大的中央军和红军，不堪一击且内部分裂严重的王家烈无从招架。

为了保存实力，他不得不配合中央军对红军进行围堵，但实际行动中却主要采取驱赶策略。

他小心翼翼地迎合中央，却没料到蒋介石早已打算彻底解决地方割据的问题，而作为领导者的王家烈首当其冲。

尽管曾与蒋介石关系密切，并被视作拉拢对象，但王家烈始终未能摆脱与蒋之间天然存在的矛盾。

在担任贵州省主席后，他联合广东陈济棠和桂系李宗仁订立三省互助同盟，并暗中反对蒋介石，为自己的结局埋下伏笔。

蒋介石对王家烈的愤怒在反蒋密约曝光后达到了顶点，他视王家烈为心头大患。无论是为了夺取贵州，掌控西南地区，还是出于个人恩怨，蒋介石都有足够的动机要将他铲除。

1935年1月，以追击中央红军为由，薛岳率领中央军进入贵州省会贵阳。他们凭借强大的实力迅速接管了城市，甚至连王家烈想进入贵阳都必须经过严格盘查。

与此同时，依仗中央军的兵力优势，蒋介石派人抵达贵阳，并给王家烈两个选择：要么担任军长，要么继续做贵州省主席。深知“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道理，无奈之下，王家烈选择辞去省主席职务而保留军长一职。

得知这一消息后，蒋介石立即解除了他贵州省主席的职位，并安排自己的亲信接任，从此贵州正式纳入国民政府的统治。

而王家烈则被任命为第二路军追剿总指挥，但在追击红军时屡遭失败，其部队实力不断削弱。在无可奈何之下，他甚至考虑撤往龙云控制的云南以求生存。

也许是同病相怜，也许是不愿让蒋介石有理由进犯川滇两地，当地军阀们每月给予王家烈十万川钞援助。然而，这些资金不过是杯水车薪，他的势力日渐衰微。

终于，在认为时机成熟时，蒋介石以督师名义飞赴贵阳准备彻底解决掉这个眼中钉。虽然陈诚主张直接处决王家烈，但蒋介石意识到这样做可能引发第25军的不稳和西南各地军阀的不安。

因此，他决定采取双重策略逼迫其下台。首先，通过扣押军饷使其无法养活手下2万多士兵。当官兵因欠饷闹事时，他又用金钱收买了王家烈身边的重要将领何知重和柏辉章。

最终，在内外交困中，失去第25军支持的王家烈不得不发表辞职电报。至此，蒋介石成功地将贵州置于国民政府的统治之下，实现了他的战略目标。

蒋介石对已彻底失去兵权和职位的王家烈给予了一个象征性的头衔——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以此安排他离开贵州。失势之后，王家烈在军政部谋得一职，还曾当选为国民大会代表。

1949年，国民党撤退至台湾之际，王家烈选择回到贵州故乡安居。新中国成立后，他被任命为贵州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务。1966年8月，王家烈因病辞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