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0年春季起，林彪派遣他人着手编纂《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旨在对党的历史进行彻底扭曲，不遗余力地夸大其词，以颂扬林彪，并为其反党夺权的企图制造声势。在庐山举行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一派暗中策划，意图借助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修订宪法的契机，狂妄地谋求林彪成为国家主席的野心。

1970年8月18日，午后两点，我有幸得以陪同毛主席乘坐专列，自杭州出发，驶向江西的庐山，以参加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次日，即19日，列车抵达了九江市。我们于九江市火车站下车，随后换乘汽车，当天傍晚便顺利抵达了庐山。从8月19日至21日，毛主席在庐山静心阅读与休息。

毛汪

自19日起，我全身心投入到庐山举办的第九届二中全会的筹备工作中。8月22日午后两点，庐山的三处毛主席办公室内，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此召开了重要会议。毛主席、林彪、周恩来总理、陈伯达、康生等领导人悉数到场，共同参与了此次会议。我有幸作为旁听者，承担了会议记录的任务。本次会议的核心议题，便是深入研讨并最终确定九届二中全会的具体议程。

第九届二中全会原定议程包括两项重要议题：一是对即将提交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的新宪法草案进行细致研讨与修订；二是讨论国民经济的年度规划。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会议上，毛主席提出，有必要增加一项额外议题，即对当前形势进行全面的剖析。

在经历了漫长的研讨与深入思考之后，宪法委员会终于召开了成立以来的首次会议。此刻，全国各界人士正踊跃参与到宪法修订草案的热烈讨论之中。正如毛主席所指出，“宪法修订草案现已呈现在大家面前，可供审阅。然而，大家关注的焦点，仍旧集中在如何准确把握当前形势上。”林彪、周恩来总理、陈伯达、康生等人均对毛主席的提议表示一致赞同，并提议由毛主席亲自对形势问题进行阐释。

“据此，两位何不携手共商此事，自行妥善解决？”

周总理紧接着对计划议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他强调指出：“自本年度计划会议召开以来，我们已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这短短的五个月里，全国范围内的生产效率普遍得到了提升，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也呈现出显著的增强。”毛主席补充道：“关于这项权力下放的举措——即中央将经济管理、企业运营以及财政、物权、投资等方面的部分权力下放至地方——我们虽然进行了讨论。然而，地方似乎尚未充分领会下放权力的真正内涵，相关的指导与解释工作也尚显不足。幸运的是，在本次计划会议上，这一议题得到了妥善的处理。”

周总理续道：“各省、市、自治区农业发展势头迅猛，成绩斐然，工业领域亦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今年计划的推进速度与既定目标差距不大。即便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两年，我国经济增速也遭遇了短暂的下滑。”周总理特别指出，截至1970年，我国国民经济的实际发展水平已基本达到了“三五”计划的预定目标。

毛泽东曾精辟地指出，自国家解放以来，我国已成功实现了全国范围的统一。这一卓越成就的达成，使得南粮北调与北煤南运的问题日益凸显。尽管在解放前，此现象已有雏形，但当时我们对其缺乏深刻的认识。在蒋介石执掌政权时期，我国对于是否需要实施煤炭南运、粮食北调的问题尚未形成明确共识。显而易见，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逐步推进。如今，南方煤矿资源丰饶，而北方粮食自给能力也在持续增强。

周总理曾言：“人民群众的生活已显著改善，这一喜人的转变，主要归功于毛泽东思想的广泛传播。随着毛泽东思想不断深入人心，生产技术与宝贵经验亦随之广泛流传。”

康生续言道：“每逢毛主席的思想深入人心之地，无论是劳动岗位还是生产现场，无不洋溢着旺盛的活力。此现象，概莫能外。”毛主席闻言，轻挥一挥手，显然对这一看法抱有不同的看法。

毛主席曾言：“根本之所在，在于我们须明确界定所依赖的主体。有些人倾向于将工厂的管理权交予专家。在工业发展的征程中，我坚信，专家与科学家的智慧不可或缺，我们甚至能够借鉴国外专家的先进经验。然而，除却这些，工人阶级的力量亦是我们宝贵的财富。”

毛主席的论述鲜明指出，在推动工业进步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珍视专业人才，包括外籍专家的卓越贡献，更需充分调动工人阶级的主力军作用。林彪紧接着补充说：“核心在于激发全国亿万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陈伯达随声应和道：“经我亲自实地勘察，眼前形势呈现一片向好。群众的热情空前高涨，斗志昂扬，即便是中学生也纷纷自发投身于工厂创办之中。”经济议题的讨论至此告一段落，常委们紧接着转向政治议题的探讨。周总理郑重指出：“除此外，我们还需密切关注党代会的相关事务。”

康生明确指出：“显而易见，某些县、市，甚至个别省、市，可能不得不召开党代表大会。”

毛主席曾着重指出：“党代表大会的召开，不仅要自下而上地层层推进，同时也应充分考虑并吸纳自上而下的组织方式。”针对此观点，康生回应道：“这两种途径我均予以认可。”

周总理在陈述观点时明确指出：“适逢明年九大召开两周年的关键时刻，若各省、市、自治区能成功召开党代表大会，我相信这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毛泽东问道：“当前全国整党工作是否已全面启动？‘新旧交替’的改革进展如何？或许我们还需加大整治力度。至于蒋南翔这样的干部，保留其现任职务似乎更为妥当。”

所谓“挂故”，实则是指那些待处理的党员干部暂被搁置。回溯至1968年，毛泽东主席在探讨整党问题时，曾提出“吐故纳新”的指导思想。“挂故”一语，专指当时那些亟需处理的党员干部被暂时安置于一边。 ——作者注

我坚信，对于那些长久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而言，投身于辛勤的劳作，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实为更为适宜的选择。

“今日，会议议程已精准无误地确定。随着此议程的完成，会议亦告圆满结束。”

8月22日傍晚8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按时举行。参会者包括中央政治局成员以及参加九届二中全会的大区召集人。周总理、陈伯达、康生同志承担了向与会者通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对九届二中全会议程所进行的研究和观点的重任。

“我所阐述的，是指工业领域的发展状况。”

谈及解决南粮北运与北煤南调的难题，周总理话音一落，康生便紧接着发表见解：“回顾至日本侵华时期，我国南北交通曾一度遭受封锁，当时对于南粮北运、北煤南调的应对措施，我们还在不断探索。在周总理、陈伯达、康生等领导对常委会讨论的进程进行了细致的说明之后，我有幸对相关内容进行了补充。”

1970年8月23日下午3时，庐山礼堂举行盛大开幕仪式，标志着第九届二中全会的正式启幕。在会议正式启幕前，中央政治局常委们齐聚礼堂内一间私密会议室。毛泽东主席询问周恩来总理与康生：“你们两位中，谁愿率先发表观点？”话音刚落，林彪便急切地表示：“我有几点意见要提出。”（据毛泽东于8月31日所撰《我的一点意见》一文，标题中的“一点意见”似乎是对林彪先前“讲点意见”的直接呼应——注）

林彪向周恩来总理及康生提出了发表演讲的请求，二者即刻回应：“悉听尊便。”但对于林彪即将发表的内容，在场的常委们事前并未掌握确切的消息。在讨论九届二中全会议程之际，林彪对此事并未表达个人观点。毛主席的目光投向林彪，以眼神示意：“你们三人可先行。”话音方落，会议的铃声恰好响起，常委们依次步入会场，依次登上台前就座。毛主席亲自主持了会议，随后周恩来总理宣读了会议议程，林彪随即走上讲台，开始了他的演讲。

林彪率先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昨日午后，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了常委会，并对此次会议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指导。近期，主席对宪法修订与人代会的召开事宜表现出了极高的关注。宪法修订与人代会的召开，均源自主席的亲自推动。我认为，这一举措十分必要，时机也恰到好处。在当前国内外形势普遍向好的大环境下，召开人代会并修订宪法，不仅能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还将对强化无产阶级专政、深化反帝反修斗争产生积极影响，并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深远意义。”

寒暄之余，林彪迅速转至主题。他语气坚定地指出：

“在深入研讨这份宪法草案的过程中，我发现其显著特点在于明确确认了毛主席作为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崇高地位，以及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至关重要，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毛主席的领导地位可以说是我们取得胜利的关键因素。……这种领导地位，即便在国内外，除了那些极端的反革命分子，无人能够否认。……我们工作的持续进行，胜利与否，这一切都取决于毛主席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是否稳固。”

他郑重地指出：“我们尊称毛主席为天才，这一信念我始终深信不疑。在本次宪法修订的过程中，毛主席的领导地位得到了清晰的界定，毛泽东思想也正式被确立为国家指导思想的地位。对于我个人来说，这些内容至关重要，是我关注的焦点所在。”

林彪接连阐述了这些观点，整个过程持续了近一个半小时。显而易见，他对此次演讲进行了周密的准备。在演讲过程中，他手中的讲稿始终不离左右。然而，他的论述并未深入形势分析，也未提出任何新问题。尽管现场掌声不断，我却注意到毛主席坐在台上，脸上的表情逐渐透露出几分不耐，情绪也随之有所低落。

周总理与康生的面容均显现出忧虑之色。陈伯达则全神贯注地聆听。林彪的发言尚未完全落幕，时间已悄然滑向四点半。毛主席对周总理与康生示意，让他们继续发表意见，语气中似乎带有一丝不悦。周总理立刻捕捉到了这一情绪，随即开口道：“关于计划的具体事项，已有详尽的书面文件，我就不再多言。”康生亦表示：“宪法的说明材料已分发至各位手中，因此也就无需再做详述。”不久后，毛主席宣布会议结束。

在夜晚，周总理亲自主持了一场至关重要的会议，与会者包括政治局委员和各地区召集人。会议的重点是围绕宪法修订和计划议题进行分组讨论。吴法宪在讨论中特别指出，林副主席的发言尤为关键，他提议应认真研读，并建议重播林副主席的讲话录音。这一提议得到了与会者的普遍赞同。周总理综合了多数人的意见，最终决定，次日清晨，会议代表将先行收听林彪的讲话录音，并在下午对讲话内容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探讨。

8月24日的清晨，随着晨曦的微露，八点钟的钟声敲响，除了毛主席和林彪同志外，九届二中全会的全体代表已悉数汇聚于庐山礼堂，共同倾听了林彪同志的讲话录音。我有幸承担此次会议的主持重任，周总理、陈伯达同志和康生同志也亲临现场指导。录音播放了两遍，直至上午十一点半，会议才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随着录音的播放，提议分发林彪同志的讲话稿的声音此起彼伏，与会者纷纷举手鼓掌，表达了对这一提议的广泛支持。周总理立刻示意我向毛主席汇报此事。会议结束后，我立即向毛主席进行了详细汇报。毛主席回应道：“既然大家一致赞同印发，我便没有反对的理由，就按此行事吧！”毛主席还特别指出，在发放讲话稿之前，必须确保林彪同志先行审阅。

我立即通过电话将毛主席的指示转达给了周总理。周总理随即下达命令：“务必立即处理，先行打印出讲话稿的校样，并迅速提交常委会审阅。”随即，我派遣王良恩前往林彪处取回讲话稿，遗憾的是，他未能如愿以偿。到了25日，我再次委派王良恩前去，但遗憾的是，他依旧未能成功带回稿件。而在24日上午会议结束时，陈伯达在礼堂门口悄悄将一份材料交给我，并低声叮嘱：“请将这份材料打印五份。”

“杰作无疑。”

在卡尔·马克思的代表作《路易·波拿巴政变记》的德文第三版中，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亲笔撰写了《序言》篇章。该篇序言收录在《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的第二卷，具体位于第211页。

列宁称马克思、恩格斯为天才。

细读这些评论，我宛如置身现场，仿佛那位卓越的思想家正与我们亲切交谈。《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收录在《列宁选集》的第一卷，位于第769页。

2. 马克思的非凡智慧，展现在其对先进思想领域复杂问题的精准解析上。《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与三个组成部分》一文，收录在《列宁选集》第二卷中，详细阐述于第378页。

3. 马克思的独特贡献，在于他首次从该领域提炼出关于全球历史发展的核心论断，并对此论断坚持着坚定不移的信念。这一论断，即阶级斗争的理论。

《探究马克思主义的三大起源与核心精髓》——《列宁全集》第二卷，第382页

4. 在《预言》一文中，列宁引用了恩格斯对未来世界战争的深刻预见，并紧接着对恩格斯的见解表达了由衷的敬意：“这无疑是一种天才级的洞察！”详情请见《列宁选集》第三卷第593页。

现今，若社会各阶层未能拥有不少于十名才华横溢、经得起考验、受过专业培育并能协同高效工作的领导者，将难以保持有效的抗争力量。详见列宁《选集》第一卷第422页的《怎么办？》一文。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构建起他们独树一帜的理论体系，这不仅归功于他们卓越的天赋，更在于他们亲身投身于那个时代的阶级斗争与科学实验的实践前沿。《实践论》毛选第264页

8月24日的午后，各组围绕林彪的讲话展开了热烈的交流与探讨。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同志，在各自的讨论小组中纷纷率先发言。他们不约而同地引用了相同的语录，遵循事先约定的统一立场，情绪激昂地进行煽动。下午三点整，陈伯达踏入华北组的讨论场地。恰逢一位同志正在阐述其观点，主持人便立刻打断了他的发言，优先邀请陈伯达上台发言。

陈伯达说：

我坚决拥护林副主席昨日所作的分量重、意义重大的重要讲话。林副主席在讲话中明确指出，本次宪法正式确立了毛主席作为伟大领袖、国家元首和最高统帅的至高无上地位，并对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行动纲领给予了高度评价。这一论断尤为关键。该条款的加入，历经无数激战，无疑是斗争成果的集中体现……

现今，竟有声音肆无忌惮地宣称：“毛泽东同志凭借卓越的智慧、创新的思维和宏大的视野，继承、捍卫并推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将其提升至前所未有的崭新高度。”然而，这种论调实则是对讽刺的滥用。……有人借毛泽东同志谦逊的品格，企图贬低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地位。……更有甚者，公然宣称世间无天才，却自称天才。众所周知，恩格斯曾多次称誉马克思为一位伟大的天才，并将他的著作誉为天才的杰作。

“获悉毛主席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消息，却见某些反动分子露出了幸灾乐祸的表情，欣喜若狂。”

彼时，我也加入了华北组的讨论。陈伯达以纯正的福建乡音发言，旁人实在难以领会其意，唯有熟悉这一方言的同志方能破解其奥秘。在描述那种“欣喜若狂，情不自禁地跃起”的激动心情时，他更是情不自禁地借助手势，生动而具体地进行了阐释。

叶群在中南组明确表示：“林彪同志在会议上多次高度评价毛主席，认为他是无与伦比的天才，坚信毛主席的才智超越马克思与列宁。我们怎能轻易舍弃这样的认识？我坚定地认为，这些观点不容置疑，哪怕面对生死考验，我的信仰也绝不动摇！”

在西南组讨论宪法修订时，吴法宪表达了他的强烈不满：“有人对毛主席在马克思主义领域的贡献进行了不当的讽刺，这让我深感愤怒。如果这种观点被采纳，那将是对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的严重违背，也是对林副主席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序言中肯定的观点的违背。这样的言论难道不应该被记录在案吗？若不认同这一点，便是背离了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议和林副主席《再版前言》的精神……在探讨天才理论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有所涉及。

毛主席对马克思和列宁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林副主席不止一次地强调毛主席是天才的观点，这并非个例（随后，他列举了毛主席、林彪以及马、恩、列、斯关于天才的论述）。请大家认真听取这些论述，难道还能否认天才的存在吗？……我们必须保持警惕，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逊来贬低毛泽东思想的崇高地位。”

在中南组的发言中，李作鹏强调指出：“林副主席一贯致力于毛泽东思想的广泛传播，其卓越贡献已得到党章的明确认可。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宪法框架内，仍有少数人对其提出质疑。这种声音在党内悄然滋生，形成了一种不良风气，这种风气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是对毛主席思想的误解，也是对林副主席的质疑。我们必须坚决抵制这种风气，防止其进一步蔓延。遗憾的是，仍有少数人在暗中推动这种不良风气的扩散。”

在西北地区的研讨会上，邱会作郑重指出：“林副主席曾明确表态，毛主席被广泛公认为天才，毛泽东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全面继承、坚定捍卫与创新发展。这一立场始终未曾改变。即便文化大革命已取得胜利，二中全会亦已圆满召开，仍有人对此提出质疑，这显然反映出部分人对这一观点持有异议。更有甚者，有人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全面继承、创新发展视为讽刺，这实际上是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不当指责。”

即便黄永胜身在京师之地，他亦早已细致地准备好了立场坚定的书面声明。陈伯达在华北组的讲话充满了煽动性，引发了众多缺乏充分认知者的情绪起伏。陈伯达发言完毕后，诸多同志纷纷表达己见，一致提出应在新的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之位，且普遍赞同毛泽东同志出任此重要职位。

“恢复宪法中的‘国家主席’章节，这不仅体现了中央办公厅的意愿，也回应了八三四一部队的诉求，更是我内心坚定不移的愿望。”

彼时，我亦满怀热忱，以至于将毛主席屡次提交给中央的不设立国家主席职位的提议，全部置诸脑后。实则，毛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职位的一系列关键指示，我始终铭记在心，其中不乏是我亲自传达的教诲。

然而，我对林彪、陈伯达等人力主设立国家主席的深层动机，始终未能完全洞悉。每当华北组的讨论会上陈伯达的言辞传入耳际，便在我心中激起了层层波澜。我未能深刻理解毛主席在修订宪法时提出不设国家主席这一观点的深远意义，更未曾深入思考我在这一议题中的角色定位。因此，我以极其草率的态度发表了那些本应谨慎言说的言论。

24日晚间，各小组的发言成果依次汇报。我随意翻阅一番，不禁惊讶地发现，几位发言者竟然出奇地不约而同地引用了陈伯达所委托我负责分发给常委们的语录。

我急忙拨通电话，向周恩来总理汇报了相关情况，并对陈伯达所提到的语录印刷尚未发放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了解。总理在电话那头果断指示：“这些语录不得分发，务必妥善保存。”我立刻对陈伯达所提供的语录打印稿件及已印制的20份语录实施了严格的封存措施。

自24日起，众多中央委员与候补中央委员，分别代表各自的省份、直辖市及自治区，联名致信毛主席与林彪同志，明确表达了对他们担任国家主席职位的坚定支持与热切拥护。然而，在小组会议中，部分成员受到了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煽动性言辞的影响，进而陷入了误解与误导的困境。

25日的破晓时刻，第六次全会的简报——即华北组的第二份简报——顺利完成了印刷。尽管简报中对陈伯达的讲话内容并未作细致的记录，但我的言辞与他人的论述相互交织，以我的名义得以广泛传播。

“你注意到了那份标号为六的文件吗？”我回应道，“我确实看过了。”实际上，我是在散步时偶然得知这个消息的。

毛主席说：“他们（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作者注）已经来过了。他们说六号简报影响很大。”毛主席接着严厉地说：“你汪主任了解我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还派你回北京向政治局传达过，你怎么又要我当国家主席呢？”

我言道：“陈伯达曾提及，有人听闻毛主席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消息后，竟欣喜若狂。听闻此事后，我内心深感愤慨。”毛主席则严肃地回应：“让他们高兴，便已足够。”我紧接着说道：“然而，在宪法修订的讨论过程中，全体民众都异口同声地表达了对您继续担任国家主席的坚定拥护。”

“若不能担任国家主席，我的民众代表角色就消失了吗？你常强调民众的支持，那么，若我未掌此要职，民众是否会改变对我的支持态度？这难道意味着我从此不再代表他们的利益了吗？”

沐浴在毛主席的教诲之中，我内心涌动着难以言喻的哀伤，似乎未能辜负他对我所寄予的厚望与信任。随着交谈即将结束，时针精准地指向了午后两点。毛主席指示我即刻通知政治局常委及委员，务必在三点整准时抵达牯岭毛主席的办公地点，以便紧急召开会议。

此事已向林彪元帅、周恩来总理、陈伯达同志以及康生同志作了相应通报。至于其他政治局委员，消息传达则交由中央办公厅负责。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同志陆续抵达后，毛主席分别与他们进行了深入的交谈。同时，毛主席还与许世友将军进行了简短的会面。

昔日，毛主席于庭院中悠然散步，许世友将军不期而至。二人握手时，毛主席轻声询问：“你看，我这双手，是否觉得有些凉？”许将军点头赞同。毛主席感慨地说：“若能多体验人间烟火，实乃人生一大乐事。若能继续肩负国家重任，守护主席之位，更是莫大的荣耀。”

在经过与政治局常委的深入探讨后，毛主席严肃地告知与会政治局委员们：“经过深思熟虑，政治局常委普遍认为，小组讨论的议题并未与全会事先确立的三大议程相契合，因此作出决定，取消六号简报。”当晚，周总理亲自主持召开了各小组召集人的会议，向与会者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决策。

8月26日，各小组达成共识，一致决定暂时中止会议的召开。在此期间，叶群与李作鹏同属中南小组，吴法宪坚守于西南小组，而邱会作则驻足于西北小组。他们迅速着手撤回各自的发言记录，对已完成的简报稿件，更是严令禁止其递送至相关部门。叶群未获批准，竟擅自踏入简报组，且擅自销毁了自己在中南小组的发言记录。

邱会作亦需撤回其发言记录，并对其中所涉言论作出相应删减。黄永胜鉴于抵达庐山时间较晚，敏锐地洞察到形势的严峻，随即销毁了事先准备的发言稿。这些情况一经各小组汇总并上报，我便即刻向毛主席和周总理做了详细的汇报。

毛泽东主席嘴角挂着柔和的微笑，缓缓发言：“何须当初那般鲁莽？你那时的激情四溢，那份无畏的勇气和积极发言的情景，至今仍记忆犹新。为何现在却又急于退却？”在与我的深入交流后，我深刻反省了自己的过失，随即开始撰写检讨书。周恩来总理也对我提出了类似的疑问，他勉励我，并提出让我成为首位主动自我反省的人。

8月27日，我郑重地撰写了我人生中的第一份书面反思报告。在这份报告中，我对自己曾向毛主席提出让其担任国家主席的建议和言论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检视。我必须承认，我的这一行为未能遵循毛主席的教导，不仅干扰了毛主席高瞻远瞩的战略布局，还违背了政治局会议的既定决议，这无疑是组织纪律意识淡薄的明显体现。

我内心深处弥漫着浓重的忧伤，庄严地宣誓道：“将此次经历铭记于心，全心全意投入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坚定不移地遵循毛主席的教诲，始终保持谦逊和谨慎的态度，坚决抵制骄傲与自满的诱惑，不断深化自我认知，竭尽全力执行毛主席在‘九大’上提出的战略方针——团结一致，为争取更加辉煌的胜利而不懈奋斗！”

我的初次自我审视尚显稚嫩，对诸多现象的深层意义仍停留在初步理解的阶段。毛主席在审阅了我提交的书面反思后，认为这份检讨适合在全体会议上进行深入的讨论。遵从毛主席的指导，我在华北组的讨论会上进行了口头的自我反思，内容与书面检讨基本一致。

我所撰写的检讨书，有幸获得周恩来总理亲自审阅并精心修订，现正式发布。在8月26日至30日的连续五日中，毛主席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各位领导，分别与相关人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一对一交流。在小组常规会议暂停之后，成员们接获了明确指令，需将关注点转向分散，逐一仔细研读文件，并着手对宪法进行修订工作。同时，还精心策划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包括游览庐山、观赏电影与戏剧等。

8月26日和27日，周总理先后与康生同志会晤了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三位同志，并责令吴法宪进行自我批评。在紧张的气氛中，吴法宪于8月28日晚，悄然无声地向林彪同志透露了这一情况。但林彪同志并未劝阻吴法宪收敛言行，反而鼓舞他道：“你并无过错，无需进行反省。”叶群同志也多次来电安抚吴法宪，她表示：“你无需因犯错而忧虑，林彪和黄永胜同志都在你身边支持你。只要此事与他们无关，一切问题都将轻松解决。‘大锅里有饭，小锅里好办’。”

8月31日，毛泽东同志针对林彪同志及其他同志近期所进行的活动，特地撰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在正式向与会同志发放这篇极具分量的文献之前，毛泽东同志特意先将其呈交给林彪同志审阅。

毛主席文中言：

本篇内容，即《我的一点意见》所附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语录摘录》（作者按），由陈伯达同志整理而成。此材料导致众多同志产生了误解。首先，其中并未直接引用马克思的原话。其次，仅摘引了恩格斯的一句表述，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并非马克思作品中的代表作。再者，列宁的语录共计五条，其中第五条着重指出，领袖必须经过严格的考验、接受专业训练与长期的教育，且需具备默契的协作精神，能够协同共事，并列出了四个必备条件。

“心忧如焚，捕风逐影”，我们理当放下那杞人忧天的无谓担忧。对我所阐述的观点，或许在他眼中难以化作具体的援助。我意在强调，真正决定一切的，并非个人天赋的卓绝，而是他们的社会实践。

针对历史学家与哲学史家长期以来就“英雄造时势”与“时势造英雄”的论战，以及人的知识与才能究竟源自先天还是后天学习，是坚持唯心主义的先验论还是唯物主义的反映论等争议性问题，我们应当秉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坚定立场，对陈伯达错误观点的调和与狡辩予以坚决抵制。

双方均深信，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课题仍旧值得我们不断深入挖掘，坚信在研究之路上，我们还有广阔的空间去探索，距离终点尚远。我们热切期待同志们能够与我们并肩前行，共同迈向更为辉煌的成就。同时，我们必须警惕那些自诩对马克思了若指掌，实则只是对马克思的精义浮于表面的所谓“专家”所带来的误导。

在《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中，毛主席对陈伯达进行了无情的严正批判，深刻揭示了其从事政治欺诈与阴谋诡计的实质面目。此举无疑对林彪集团产生了严重的冲击。

9月1日，中央政治局成员及各小组负责人汇聚一堂，共商国是，召开了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会议。会上，毛主席明确提出，鉴于庐山会议发言中暴露出的偏差，相关同志必须进行自我批评与深刻反思。毛主席亲自点明，要求陈伯达同志进行自我审查。

毛主席命令林彪召集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核心成员举行会议，旨在倾听他们的自我剖析。9月2日，林彪迅速召集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会合，我亦有幸受邀出席。毛主席安排我参与此次会议，实则基于双重考虑：其一，鉴于这些人或许不会将全部的真实情况如实向毛主席汇报；其二，考虑到我在华北组亦曾公开发表过看法，理应接受批评，并从中吸取教训。

“今天，我们齐聚一堂，召开这次会议。大家为何都选择在此刻发言，且观点多有相似之处？我期待各位能够坦诚相待，真诚地表达自己的见解。”林彪话音一落，会场顿时陷入宁静，有人翻阅着文件，而另一些人则轻轻啜饮着茶水。

片刻的沉默后，林彪脸上现出困惑的神情，他问道：“为何此处如此寂静？”我迅速作出回应，反驳了陈伯达的观点。我指出，正是陈伯达的言论使得华北组的讨论变得杂乱无章。林彪听罢，面露纠结之色。我的言论随即引发了与会者的热议，会议也随之匆忙落幕。

随着会议接近尾声，我向毛主席汇报了近期的工作情况。我详尽地阐述了林彪召集会议的全过程。毛主席听后，脸上不禁露出一抹微笑，关切地询问我是否还会被要求参加此类会议。我回答道：“林彪已经作出明确指示，若需再次召开会议，他将会提前告知我，否则我无需前往。”

9月3日，林彪再次主持了一场重要会议，然而，遗憾的是，我并未接到任何出席的邀请。尽管九届二中全会已经圆满结束，我依旧没有收到参加他们会议的邀请。毛主席得知这一情况后，语气中流露出一丝失望，淡淡地说：“不用你了。”这句话似乎在微妙地暗示，我并未被纳入核心决策层的行列。

自9月2日起，各个小组陆续投身于对陈伯达的批判浪潮之中。我谨遵毛主席的教诲，在自我反省之后，申请请假并退出了会议，自此未曾再参与任何相关会议。9月4日，毛主席与林彪进行了深入的交谈。次日，即9月5日上午，毛主席又与陈伯达进行了对话。当天下午，毛主席与周恩来总理及康生同志一道，共同商讨了如何圆满结束会议的具体细节。

9月6日，会议以全票通过的形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并一致赞同将此建议提交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并适时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同时，会议批准了国务院提交的全国计划会议及1970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并对中央军委提交的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表示了充分的肯定。

9月6日，午后时分，九届二中全会圆满落下帷幕，缓缓揭开了新篇章的序幕。随着会议的结束，毛主席针对党的路线教育、高级干部的学习任务，以及党内外团结等关键议题，发表了独到见解。在谈到高级干部需深入研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典著作时，毛主席明确指出：

对方清晰地标明了版本和版次，经过一番询问，我才豁然开朗，方才意识到自己未曾亲自进行过核对。

在深入剖析庐山会议的这场激烈论战中，毛主席对林彪及其追随者的所作所为进行了严厉的指责，用词尖刻地比喻他们的行径为“企图将庐山夷为平地，甚至有动摇地球自转之势”。

庐山雄伟坚定，即便遭遇破坏，地球的周转依旧不息。以激昂的言辞，这仅仅是它独到的魅力。即便你声称要将之彻底摧毁，我也不会屈服于你。你自诩为民众的代言人，但我在十几年前便已卸下了这一重任。他们误以为，代表人民的标准是占据国家主席的位置，而我早已不在那个位置上。因此，在这十余年间，我早已不再是人民的代表。若有人渴望成为人民的喉舌，那就去承担那份使命吧，我并无此志。即便你提出炸毁庐山，我也无意参与。你又能对我有何作为呢？

毛主席重视团结。

团结的力量不容小觑，忽视它将导致党内党外共识度降低，民众满意度也随之下降。真正的团结，应基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坚实联盟，而非无原则的表象统一。对团结的呼唤，是积极向上的体现，有助于提升我们的团队向心力。尽管历史上某些同志之间存在分歧，甚至至今仍有，我认为我们仍应给予他们必要的包容。这类人虽不多见，但对集体至关重要。毕竟，世界上总有这样的人，我们的态度只能是接纳。过分追求完美团结，真的能让人心满意足、夜深人静吗？我并不这么认为。过度追求可能会引发新的矛盾。无论党内还是党外，我们都应致力于团结大多数，这样才能更有助于事业的成功。

随着闭幕式的帷幕渐渐落下，周总理与康生分别发表了各自的重要演讲。在此期间，中央权威部门对外正式发布了针对陈伯达的审查决定。9月7日，林彪及其夫人叶群自庐山启程，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一众领导人专程前往九江机场，亲自为他们送别。

在叶群的引领下，众志成城，共同捕捉了这一刻的宝贵瞬间，此情此景实则映射了他们之间关系的不断加深。林彪离去之后，黄永胜等一众人也陆续离开了庐山。

9月8日，各省及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陆续履行了他们的职责。紧随其后，翌日清晨，即9月9日，周恩来总理、康生、张春桥、江青等高级领导人士亦相继启程。

在本次会议行将结束之际，我肩负起保障毛主席安全及妥善完成会议收尾工作的重任。随着会议圆满落下帷幕，全体工作人员纷纷向毛主席表达了渴望接见的强烈愿望，并热切期待能与毛主席合影留念。

9月9日午后二时，毛主席亲自接待了为本次会议提供服务的会务团队。考虑到当日的降雨天气，原定于庐山礼堂举行的接见仪式不得不做出相应的调整。随着雨势逐渐减弱，接见地点随即迁移至室外，沿途还以欢送的形式持续进行。

按下快门，将庐山之巅与毛主席同游的难忘时光永久封存在照片之中，我们随之踏上了归途。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伴随着林彪集团的覆灭而画上了句号。然而，林彪及其众多追随者对这场失败并未甘心。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有关对陈伯达进行审查的消息传遍会场，顿时，气氛变得压抑而凝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