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历史中，一段尤为著称的事件，便是1922年6月16日发生的“炮轰总统府”事件，亦称“六一六事变”。此事件的主角，分别是陈炯明与孙中山。

众人仅闻其名，却鲜知其背后究竟是如何演变，故而对陈炯明形成了恶劣的印象，认为他阴险狡诈，为追求一己私利，竟背叛了昔日领袖孙中山，甚至意图将其置于死地，其恶毒程度令人发指。

然而，近年来，针对陈炯明的风向出现了显著转变，这导致网络上对他的评价呈现出极端的分歧，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一种人则直接将“叛徒”与“军阀”的标签贴在他人身上，将其塑造为典型的反面角色。

另有一种观点将陈炯明塑造成一个极为自律、品德高尚、抱有高尚救国志向并付诸实践的人物。至于他与孙中山关系破裂的原因，则被归咎于孙中山的失误。

这无疑是一种典型的“标签化”思维，非此即彼，要么将正面人物捧为终身的楷模，伟岸光辉，要么将反面人物定性为毫无善举的一生。

这显然是错误的历史观。

陈炯明之事迹，亦复如此。在那个纷繁复杂的时代背景下，这样一个性格复杂的人物，自然难以仅凭寥寥数语便对其历史定位作出公正的评述。

从故事中洞察人物，梳理这段历史。

壹 陈炯明其人

众多人对民国初期的一系列运动，诸如“二次革命”、“护国运动”与“护法运动”，往往难以明辨，对它们的具体目的与性质亦感模糊不清。

博主精心编制了一张简表，旨在让大家对民国时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有个初步的认知。在此基础上，阅读本文将更能产生身临其境的感受。

自1909年起，陈炯明便投身同盟会，伴随孙中山先生共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以及两次护法运动，堪称各次重要运动中的积极参与者，从未缺席。

为何突然反目？

陈炯明与孙中山反目成仇，进而引发的“炮轰总统府”一幕，震惊世人，该事件发生于1922年的第二次护法运动期间。

为何称之为耸人听闻？提及“炮轰”一词，似乎让人误以为陈炯明意图不轨。然而，事情的真相远非如此夸张。陈炯明及其部下叶举并无意图加害孙中山。这一点，我们将在后续内容中详细阐述。

能言善辩则无需动武，避免劳民伤财。

同盟会，这个组织我曾多次提及，实则颇似一家合伙企业。起初，它由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三大“股东”共同出资成立，随后又吸纳了各式各样的小组织与个人，革命理念各异。孙文在其中并非无懈可击的领袖，更多是各方力量相互制衡，并无明确的上下级隶属关系。

众多民国时期的权贵曾纷纷投身同盟会，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孙中山对他们拥有绝对的掌控。事实上，对孙中山持反感态度者众多，陈炯明便是其中显赫一员。

领悟了这一点，便不难洞察这两位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恩怨纠葛。

陈炯明，时至今日，堪称一位杰出的高材生。早在清政府尚未登台之际，他便已取得秀才的文凭。然而，他深知八股文并无远大前程，遂转投新式学堂——广东法政学堂，并凭借优异的成绩顺利完成学业。

1908年，毕业之后，他迅速投身于广东谘议局议员之职，并积极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建议，使得他在广东享有了一定的声望。那时，清政府正酝酿推行“预备立宪”，为此在各地设立了谘议局，作为地方性的民意机构，旨在让民众提前熟悉并练习参与政治、议论国事的能力。

1909年，陈炯明肩负广东谘议局的使命，前往上海参与各省谘议局的联合大会。然而，清政府对设立议院的态度却颇为消极，屡屡推脱，使得陈炯明深感失望。

愤激之下，陈炯明毅然投身同盟会，自此与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产生了交集，这一转变亦标志着他政治生涯中的关键节点。

换言之，陈炯明的后来崛起，实乃得益于同盟会的大力扶持。

投身同盟会的陈炯明，踊跃投身于反清运动，与胡汉民、黄兴关系密切，亦积极参与了黄花岗起义。

1911年，武昌起义的硝烟刚散，陈炯明便在广东的光复大业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他与姚雨平、邓铿等志同道合之士共同招募壮士，组建了一支军队，成功光复了惠州。

革命胜利之后，胡汉民荣膺广东都督之职，而陈炯明则担任副都督一职。随着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胡汉民应孙中山之邀，被任命为南京秘书长的要职，与此同时，陈炯明暂代都督之位。直至1913年，陈炯明才被袁世凯正式任命为广东都督。

不久之后，宋教仁遭遇刺杀事件，紧随其后，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了所谓的二十一条，孙中山随即发起了“二次革命”。作为同盟会的一员，陈炯明亦步亦趋，跟随孙中山先生的步伐，宣布广东独立。

二次革命旋即告败，孙中山被迫流亡日本，陈炯明亦避走新加坡，在南洋华侨中赢得了极高的声誉与敬仰。

一语道破，南洋华侨对于孙中山革命事业的慷慨捐助，实则多受陈炯明声望所影响。

随后，陈炯明重返广东，受北洋派广东省长朱庆澜之邀，担任了省长亲军司令一职，掌握着20个营的雄厚兵力。回顾过往，正是这20个营，日后成为了粤军崛起的根基，构成了其最早的基本力量。

陈炯明岂非粤军创立首功？

事实并非如此简单。这二十个营最终纳入国民党控制之下，与孙中山的关系亦不容忽视。这一切，需从“护法运动”的历史渊源说起。

贰 护法运动，陈炯明任粤军总司令。

袁公谢世之后，副总统黎元洪接替了总统的宝座。然而，黎元洪既无军权亦无地盘，实权实际上落入了总理段祺瑞手中。段祺瑞麾下有一位名叫徐树铮的得力干将，他日后成功收复外蒙，堪称才智出众，才华横溢。然而，徐树铮却也存在着一个致命的瑕疵，那便是他的性格极其傲慢跋扈。

在段祺瑞与徐树铮看来，黎元洪不过是一台仅负责盖章的机械：只要递上文件，便毫不犹豫地盖上印章，何须多问？

黎元洪自然难以容忍此等羞辱，加之双方在是否向德国宣战的问题上意见相左，遂演变为“府院之争”，即总统府黎元洪与国务院段祺瑞之间的争执。

此刻，一位人物向黎元洪传达了友好之意，指出段祺瑞对他人过于苛刻，并表示愿意率领军队进京支持他。这位人物正是历史上著名的“张勋复辟”事件中的主角——张勋。

黎元洪久受欺凌，此刻紧紧抓住这根救命之草，不论其究竟为何物，毅然以总统身份撤销了段祺瑞的国务总理及陆军总长职位。

随即，段祺瑞迁往天津，而张勋则率领着六千名辫子军踏入了北京的城门。

疑问随之而生。段祺瑞，继袁世凯之后成为北洋系的领军人物，掌握着强大的军事力量，却为何如此轻易地退位，甚至允许张勋进入北京？这一行为显然违背常理。

这实乃徐树铮精心策划的连环计策。他巧妙地以退为进，诱使张勋入京发动复辟，随即段祺瑞挺身而出，平息了这场风波。此举不仅一举击败了政敌黎元洪，更极大地提升了段祺瑞的声望，可谓是天衣无缝，完美至极。

局势的发展确实如斯。张勋一旦进驻北京，便立刻着手推行复辟计划，此时黎元洪方才意识到自己被欺骗，懊悔不已，只能抱着总统的印信逃至日本使馆寻求庇护。深知自己已犯下不可挽回错误的前总统黎元洪，以总统的身份致电段祺瑞，恢复了其总理一职，并委托他召集军队，着手讨伐张勋的复辟行动。

段祺瑞早已对此事翘首以待，未经多言便迅速组建了“讨逆军”开赴北京，一举荡平了辫子军，完成了“三造共和”的壮举，一时之间声名鹊起，无人能出其右。

此刻，黎元洪终于看透形势，意识到自己既无军队又无地盘，担任这虚设的总统职位只会不断忍受屈辱。因此，他决定向冯国璋求助，希望他能接任总统之位。冯国璋与段祺瑞素有嫌隙，对此消息自然喜出望外：作为北洋三杰之一，段祺瑞独揽大权，如今轮到我冯某人露露头角了。

1917年8月1日，冯国璋正式接任代理总统之职，再度与旧友段祺瑞携手共事。

然而，段祺瑞与冯国璋携手商议后，一致认为国会体制过于束缚手脚。既然张勋复辟之际，国会已被解散，且《临时约法》亦被废除，那我们便顺势而为，不再恢复国会。

此事引发了极大的波澜。首先表达异议的，便是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

此刻，孙中山正身处广州。早在七月，他便乘坐军舰抵达此地，其目的是借助西南地区的军阀势力，尤其是滇系军阀唐继尧和桂系军阀陆荣廷的力量，组织起讨逆军，以北上北京，平定张勋之乱。

令人意外的是，张勋所率的辫子军竟显露出如此薄弱的战斗力，即便孙中山尚未抵达广州，段祺瑞已然将张勋的势力彻底清除。

段祺瑞和冯国璋领导的北洋政府竟然拒绝恢复国会及《临时约法》！这还算得上是合法的政府吗？必须进行斗争！

孙中山向唐继尧与陆荣廷提议，是否将失业的国会议员召集至广州，共同组建一个新政府，携手捍卫法理？

唐陆二人闻言，兴趣盎然。他们并非对维护国会与临时约法情有独钟，心中所想的，乃是如何促成独立。有了孙中山这样号召力非凡的领袖作为旗帜，名正言顺地推动独立运动，何其美哉！

尽管议员们的到访人数不过百余人，与法定所需的八百多人相差甚远，但这并未难倒孙先生。他提出，当前正处于特殊时期，因此应采取特殊措施。我们的国会被称为“非常国会”，我们的政府则被称为“非常政府”，正是为了应对这一特殊情况。

1917年9月10日，我国在广州市正式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孙中山先生被任命为“海陆军大元帅”，而唐继尧与陆荣廷则分别被授予“海陆军元帅”的尊称。

然而，这二人却全然不领这份情，坚决拒绝接受任命。原因其实并不复杂：他们可以接受您作为门面，但若要让他们受您管辖，那绝对不行。

政权既已确立，然而孙中山所倡导的北伐事业却面临无兵可征的困境。孙中山洞察其中真相，深知那些军阀并无可靠之处，遂决意组建起属于自己的军队。

他瞄准了广东省长朱庆澜的贴身警卫部队，即那位省长麾下的20个精锐营队。

当前广东的局势错综复杂。其中，桂系势力占据主导地位，其督军由陈炳焜担任；省长朱庆澜则归属于北洋阵营。此外，李烈钧率领的滇军亦拥有两个师的兵力，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朱庆澜最终遭受桂系排挤而离任，在离去之际，他将省长的亲军交托给了当时的司令陈炯明，嘱托他将这支军队融入程璧光的海军陆战队，以避免其落入桂系手中。

纵然胳膊之力难以与大腿抗衡，但最终，这支20营还是在陈炳焜以督军的身份下被纳入麾下。换言之，至今这支军队已被桂系所夺，陈炯明唯有徒呼奈何。

不过转机来了。

此刻的北洋政府已四分五裂，演变成段祺瑞的皖系、冯国璋的直系以及张作霖的奉系三大派系，内斗激烈。段祺瑞力主“武力统一”，而冯国璋则倾向于“和平统一”。随后，皖系与奉系相互勾结，直系则与西南军阀（如桂系和滇系）结盟，双方展开激烈的口舌之争。

段祺瑞终夺先机，北洋政府遂派兵征讨湖南与四川，意图统一南方。

原本对孙中山的“北伐”倡议抱以漠视态度的陆荣廷与唐继尧，随着北洋军势如破竹，直指湖南与四川，态度顿时转为积极。桂系迅速组建“护国联军”挺进湖南，滇系亦跟进，成立“靖国联军”开赴四川。

道理本不深奥，湖南地处西南要塞，一旦湖南失守，紧接着便是两广及云贵地区的沦陷，这让两位大军头怎能不焦急万分。

陆荣廷原本寄望于直系的冯国璋能够制衡段祺瑞的武力攻势，然而目睹冯国璋的表现力不从心，便转而认识到广结善缘的重要性，于是转舵向孙中山的军政府伸出友好之手。

有人不禁要问，孙中山究竟有何能耐？陆荣廷为何对他如此尊敬？原来，孙中山掌握着一支忠诚于他的武装力量——海军。

昔日的海军总长程璧光，早年便投身于兴中会，与孙中山先生颇为了解，堪称故交。

程璧光昔日执掌广东水师广甲舰的副舰长之职，期间，该舰配备了一位管轮，专司设备维修与维护，其名为黎元洪。黎元洪日后荣膺大总统之位，不忘旧谊，力推程璧光前辈担任海军总长的要职。

由此可知，在“府院之争”爆发之际，程璧光毅然成为了黎元洪的坚定拥护者。

此后，孙中山寻觅到程璧光，提议携手南下以维护法统，并表示军资由他全权承担。程璧光一方面看到了可观的利益，另一方面也因内心对黎元洪的支持和对段祺瑞的反对而倾向于孙中山，遂与孙中山结成了同盟。

言归正传。面对时局的压迫，陆荣廷萌生与军政府改善关系的念头，意图携手抵御段祺瑞武力统一的图谋。孙中山回应道，若合作之事可行，则请先将朱庆澜所辖的二十营归还于我，我将指派陈炯明率部前往福建，开辟新的战场。

陆荣廷心念一动，深知不能独占所有好处，遂将这20个营、总计约5000人的兵力，慷慨地交予孙中山。孙中山受命担任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遂以这一尊贵身份任命陈炯明为“援闽粤军”的总司令，命其前往福建开辟一片稳固的根据地。

行文至此，我们大体已明了粤军的渊源。陈炯明虽曾执掌该支被誉为“省长亲军”的部队，然而，这支部队的归属权实则属于省长朱庆澜。随着朱庆澜的离任，桂系势力强行接管了这支部队。

陈炯明之所以能够重新执掌这支部队，得益于孙中山再次从桂系手中将其收回。

陈炯明最终违背了孙中山的指示，这令孙中山感到极为愤怒。粤军原本是我从桂系手中夺回的，它是属于军政府的革命武装，岂能成为陈炯明个人的私有财产？

无论如何，孙中山的北伐计划终得实施。这支北伐雄师由桂系、滇系及海军三支精锐部队构成，浩浩荡荡地杀向了湖南。

北洋军内部各怀心思，导致整体战斗力显著下降，在北伐联军的攻势下节节败退。

此时，北洋直系涌现了一位杰出人物，那便是吴佩孚，他受曹锟之命执掌大局。在吴佩孚的英明指挥下，一度占据优势的南方军队，终被击溃，士兵们弃甲曳兵，溃不成军，一路败退。

此刻，南北双方均不愿再战，陆荣廷独自与直系达成停火协议，自此南北双方宣告休战。

孙中山的护法运动就此结束。

事实上，陆荣廷与唐继尧对孙中山颇为不悦，私下里觉得他除了名望之外别无长物，总是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期望我们听从他的号令，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此情此景，陆荣廷更是施展手段，笼络了一众趋炎附势的议员。1918年5月4日，于“非常国会”的集会上，陆荣廷与唐继尧主导通过的《修正军政府组织法案》得以实施，此举取消了原先的大元帅职位，取而代之的是七位总裁，他们共同执掌军政府之权柄。

经重组，军政府实际上已沦为陆荣廷与唐继尧的囊中之物。

对于孙中山而言，这无疑是莫大的耻辱。何其忍辱负重，何其难以容忍！我决定辞去职务，不再继续担任此职。

言辞激烈地发出了“我国之大患，莫过于武人争权夺利，南北两地如同犬彘一丘”的严正批评后，孙中山于1918年5月21日，告别了广东，重返上海。

这是第一次护法运动全面失败的标志。

叁 孙陈矛盾

这段时间，“援闽粤军”的总司令陈炯明正忙于在闽南地区对军队进行整训。

1918年五月，孙中山因陆荣廷的排挤而深感压力，终于认识到仅凭军阀之力，缺乏稳固的军队和根据地，实难有所作为。于是，他下令陈炯明率领粤军进攻福建，迅速占领了二十余座县城，并将总部设立于漳州。这一区域遂被命名为“闽南护法区”。

在陈炯明、邓铿等人的不懈努力下，历经两年时光，粤军在闽南地区完成了整编与扩军，至1920年初，其兵力已从最初的五千壮大至两万余人。

至此，关于粤军的情况大体已梳理得相当清晰。孙中山先生为粤军建立了坚实基础，而陈炯明将军则将其发展壮大。然而，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两位领导人都视这支军队的成就为个人之劳。

近两年来，北洋政府亦面临重重困境。1919年伊始，我国以一战胜国之姿出席巴黎和会，然而结果众所周知，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了日本，此举直接引发了“五四运动”的爆发。

皖系、直系、奉系之间的内斗日益激化，冯国璋在无奈之下被迫离任，而资深政治家徐世昌则再次被推升至权力的顶峰。北洋政府内部，权力在各派系之间辗转流动，然而不论谁掌权，国会与临时约法均沦为徒具形式的摆设。

孙中山重返上海后，近两年来主要在从事哪项工作？他一方面致力于对党的改造与重建，将中华革命党进行了改组。中国国民党（在宋教仁之前，国民党曾名为“国民党”）；另一边，粤军正忙于筹集资金以推动闽南地区的发展，为此，他们甚至派遣张静江与戴季陶在上海设立了股票交易所。其中一位既是经纪人又是小股东的，便是日后在民国时期熠熠生辉的蒋委员长。

此刻北洋政府内乱如沸，孙中山遂对陈炯明发声：切勿固守闽南一隅，拓宽视野，宜速返广东，击溃桂系势力，继而以广东为战略根据地，持续推进北伐以捍卫国法，胜利终将属于我们！

陈炯明竟对此番言辞置若罔闻。仅凭这区区两万兵力进行北伐？姑且不论能否征服广东，即便得手，以广东一省之财力，又怎能承担起北伐的重任？

孙中山曾言：“你这等懦夫，想我昔日，即便只有数十人、数百人，亦敢揭竿而起。今你手握两万之众，竟惧怕成如此模样？”

陈炯明嘴角微撇，缄口不言。面对陈炯明的违抗命令，孙中山怒火中烧，然而却也无可奈何。他对这支粤军的驾驭力几乎微乎其微。

不日，陈炯明的立场发生转变。此变动并非缘由复杂，盖因桂系意图对闽南一带的粤军采取行动。

1920年7月，北洋内讧到达了顶点，直皖战争爆发。桂系一直和直系勾勾搭搭，而孙中山也跟皖系奉系策划一个“三角联盟”。福建都督是皖系的李厚基，闽南是属于孙中山的势力，也就是说，打福建相当于即打击了皖系又打击了孙中山，最主要的是还能扩大地盘。作为直系盟友的桂系，自然对这事相当感兴趣。

陈炯明意识到，若再不采取行动，形势将愈发不利，于是决定先发制人。1920年8月中旬，他任命叶举、邓铿、许崇智分别担任三路大军的主帅，率领部队向广东进发。

桂系在广东的统治早已失去民心，加之粤军归乡心切，战斗力旺盛，致使桂系节节败退，最终不得不撤离广东。

1920年10月28日，粤军挺进广州城，这一行动亦正式宣告了桂系在广东的统治地位宣告终结。这一历史事件，即被后世称之为第一次粤桂战争。

目睹广东的胜利，孙中山情绪高涨，挥毫泼墨，即刻任命陈炯明担任广东省省长一职，并兼任粤军总司令。

事实上，这一任命显得颇为尴尬，尤其是陈炯明本人感到颇为不自在。既然孙中山早已辞去了军政府的职务，那么他又是以何种身份对陈炯明进行这一任命的呢？

陈炯明感慨万分，粤军是我倾力培育壮大之师，广东则是我浴血奋战所得之地。而你孙某不过略尽微薄之力，这任命一来，我竟觉得粤军与广东似乎都成了你的囊中之物。这不就是坐享其成吗？

孙中山持有不同的见解。在公布对陈炯明的任命之际，他紧接着于11月28日抵达了广州。

抵达广州后，首要事宜便是告知陈炯明，吾等已拥有一支军队，且建立了稳固的根据地，是时候发起北伐，将那些盘踞北方的北洋军阀势力彻底击溃。

陈炯明断然拒绝。

陈炯明耐心劝说道：“老大，你我之间的理念实乃大相径庭。你主张以武力实现中国的统一，而我却并无如此宏伟的愿景，我所追求的，不过是‘联省自治’以保障地方安宁。再者，以我们广东的人力物力而言，根本无力支撑起你那统一全国的战争。”

孙中山素来性格刚烈，听闻陈炯明反对北伐，顿时怒火中烧。粤军是我费尽周折从桂系手中为你争取而来，你如此行事，竟是将粤军视为个人囊中之物？你以为有了军队和地盘，我就无法管束你了吗？且看我施展一记杀手锏！

1921年四月至五月间，孙中山先生召集了一批坚定的国民党支持者与闲置的国会议员，一举废除了军政府，并在此基础上组建了新的政府机构，仍命名为“中华民国政府”。在此过程中，孙先生再次荣膺大总统之职。

我大声对外宣称：“北京的这一件是赝品，而广州的这一件才是真正的正品。”

然而，这位总统的合法性仅限于国民党内部，外界无人认可。无论是北方的各省，还是列强国家，甚至包括南方的湖南等省份，均未予以承认。

陈炯明固然心中有所疑虑，却碍于情面不便直言，只得以含糊其辞的方式婉拒孙中山再次赋予他的官职——陆军部长与内政部长。他言辞闪烁地表示，自己怎能一人独揽粤军总司令、广东省长、陆军部长、内政部长等多重职务？毕竟，他自认才力有限，难以胜任。

孙中山言，你若不愿接受官职亦无妨，毕竟日常事务仍需你亲自操劳。尽管桂系已被驱逐回广西，但谁又能预料，他们何时会再度转身，卷土重来，进攻广东？斩草不除根，后患无穷。陈炯明，你率粤军前往广西，务必将陆荣廷彻底清理！

陈炯明对此事表现出了极高的热情，毕竟削弱桂系势力即是保卫广东，同时还能显著增强自身的影响力，何乐而不为？短短两个月内，旧桂系便土崩瓦解，陆荣廷被迫逃往越南。

这便是著名的第二次粤桂战争，由此，广西地域纳入了广州民国政府的版图。正是在这一时期，三位青年敏锐地洞察时局，毅然投身于广州政府的麾下，从而崭露头角，日后崛起为叱咤风云的新桂系翘楚。这三位青年分别是李宗仁、白崇禧与黄绍竑。

谈及此事，便不难理解蒋介石所组建的北伐军中，为何会有桂系第七军的身影。毕竟，他们早已早早地融入了革命的大家庭。

肆 炮轰总统府

在夺得两广之后，孙中山深感多年的辛劳终于换来了硕果，不仅拥有了广阔的领土和强大的军队，还与皖系、奉系达成了“三角同盟”，此刻若不趁机一举击败直系，实现中国的武力统一，似乎再无更好的时机。

小陈，特此委你以重任，担任北伐军总司令之职，金戈铁马，率师北上，勇往直前！

然而，陈炯明再次予以拒绝。此刻，他对北伐以及武力统一之事，早已不再仅仅是缺乏兴趣，而是深恶痛绝。

他正不遗余力地在广东推广其政治理念，实施一系列新政策，诸如禁绝毒品与赌博，推行公立免费教育，甚至特地邀请陈独秀前来主持教育工作。作为中共的创始人，陈独秀因此事而未能出席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一大。

孙老先生欲兴兵北征，力求创下赫赫战功，名垂青史。然而，一旦炮火轰鸣，所需军费便高达万金，这不最终还是由广东的百姓来负担吗？他们为何要承担这份责任呢？

他对孙中山表示，兄长您应稳扎稳打地治理好两广，确保百姓生活安宁，事业兴旺。待此之后，我们再与其他省份携手推行“联省自治”，效仿美国建立联邦制国家，岂不美哉？耗费民力财力不断征战又有何益？

孙中山目光锐利地盯着你，似乎在说：“你这小子，真是油盐不进啊。你以为没有你，我就能不进行北伐了吗？”

实际上，孙中山的确具备这样的实力。彼时，粤军的编制分为两个军，其中第一军的军长由陈炯明兼任，而第二军的军长则由许崇智担任。

许崇智对孙中山予以坚定支持，与之并肩作战的还有第一军第一师的师长邓铿，他亦是无二心的孙中山追随者。此外，孙中山还拥有一支忠心耿耿的支持力量，那就是由李烈钧率领的滇军。

1922年3月15日，孙中山于广西桂林庄严誓师，拉开了北伐的序幕。李烈钧被任命为北伐总司令，许崇智则担任北伐总指挥，自此北伐正式拉开序幕。然而，并未与陈炯明公开决裂，而是赋予他守护两广这一重要基地的职责。

北伐军原定策略系循湖南之道挺进北方，却不料赵恒锡予以婉拒。这位赵恒锡先生亦是“联省自治”的倡导者，长期致力于湖南的革新事务。他的拒绝颇具风度，声称湖南保持中立立场，不愿既冒犯南方的政府，亦不愿得罪北方的北洋政府。他诚恳地劝说道，还请多加体谅，不妨另辟蹊径。

无奈之下，毕竟不宜在与北军交战之前，先与南方的同袍兵刃相见，因此北伐军只得调整战略，转向江西进发，意图借此路径北上。

在驶向江西的途中，广州突发了一件重大事件。1922年3月21日，粤军的精神领袖邓铿不幸遭遇刺杀，两天后，他不幸离世。

这桩迷雾重重的民国悬案，关于邓铿遭刺杀的真相，始终未能水落石出。广为流传的观点认为，是陈炯明指使人下的毒手。其依据在于邓铿身为孙中山北伐事业的坚定支持者，成为了陈炯明推行自治的阻碍。此外，也有说法指出，可能是孙中山一方的人士所为——即便孙中山本人未必知情。此说源于国民党对邓铿与陈炯明关系的密切程度持有疑虑，认为刺杀邓铿的目的是为了削弱陈炯明的势力。

然而，无论凶手是谁，邓铿作为调节孙陈矛盾的中间人一旦陨落，便催生了一项严重后果，那便是孙中山与陈炯明之间关系的彻底决裂。

孙中山至少认为是陈炯明所为。邓铿一直在幕后为我的北伐军队筹集资金，这损害了哪位势力的利益，不言而喻。除了陈炯明，还能是他人吗？

若无邓铿在后方全力筹措军资的支撑，北伐事业势难持续推进。孙中山怒不可遏，向陈炯明发出急电，明确提出两项严令：一是即刻率军加入北伐行列，二是即刻筹集军费达五百万元。若能胜任，便当全力以赴；若不能，即刻离职！

陈炯明毅然决然地表示：“我选择离开。”在提出辞职申请后，孙中山于4月21日下达命令，正式免去陈炯明内务总长、广东省长以及广东总司令等职，仅保留陆军总长的虚衔。此后，海陆军均直接归大元帅统辖。

显然，双方已是剑拔弩张，气氛紧张。陈炯明固然不是省油的灯，他在宣布遵从调配返回故乡惠州的同时，亦暗中指使广西的叶举率军返回广州，意图与孙中山展开对抗。

陈炯明命叶举率军返回广东，此举措却引发了一连串的后果：新桂系中的李白、黄三人趁机崭露头角，迅速崛起。

此刻，众人皆明白陈炯明在后方将成为一大隐患，国民党内部亦就此产生了分歧。一派主张先行返回广州，先解决“陈家军”的问题，然后再着手北伐，所谓“攘外必先安内”，蒋介石便是此观点的坚定支持者；而另一派则倾向于安抚陈炯明，让北伐军绕道江西继续北进。

孙中山采纳了第二种方案，蒋介石愤然之下再度选择离队。

然而，时局的发展已不再受孙中山意志的左右。叶举在广州发动了叛乱。

1922年5月18日，叶举率领部队攻陷广州城池，随即联名向孙中山先生发出电报，恳请恢复陈炯明原任之职。

面对叶举的种种行径，陈炯明无疑是矢口否认任何指使的嫌疑。孙中山对此亦束手无策，只得先行返回广州平息叛乱，遂率警卫团返回广州。实则孙中山此举略显轻率，他自恃声望崇高，坚信无需动用重兵，凭借三言两语即可轻易摆平叶举。

在民国历史的璀璨星河中，该警卫团的三位营长各领风骚。首营营长薛岳，声名显赫；次营营长叶挺，英姿勃发；三营营长张发奎，亦颇负盛名。

在返抵广州前夕，孙中山先是恢复了陈炯明在广东的总司令职位，此举意图显然，既恢复职务又适时收手，似乎是在暗示叶举退兵的时机已到？

陈炯明与叶举对孙中山避而不见，此举激怒了孙中山。他质问：“既然我给了你面子，你为何不予以回报？”随即，被誉为“大炮”的他再度口无遮拦。

6月12日，孙中山先生主持了一场记者会。会上，他首先阐述了北伐的初衷，随后话题急转直下，对陈炯明反对北伐的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指责。情绪愈发激昂，他提及陈家军已被调至广州城外三十里处驻扎，若继续固执己见，难道不正是他人戏称我为“孙大炮”的由头吗？于是，他表示此次将动用海军大炮，将陈家军彻底击溃。

究竟是孙中山的警告震慑了陈炯明，抑或是陈炯明早已怀有叛意？总之，在记者会之后，陈炯明选择了彻底翻脸。

6月13日，陈炯明的部队在广州市白云山区宣布实施戒严。

6月14日，陈家军的将领齐聚叶举的指挥所，召开了一场秘密会议。

6月15日，廖仲恺在前往惠州迎接陈炯明的途中，不幸于石龙遭到了扣留。

形势如山雨欲来。

期间，另有一事值得记录。五月间，孙中山发布宣言，向徐世昌发出挑战，承诺若其退位，他也将辞去职务。出乎意料的是，徐世昌在直系势力的压力下，于6月2日正式宣布辞职。次日，蔡元培、胡适等两百余名社会知名人士联名致信孙中山及广州国会，提及徐世昌已离任，询问孙中山是否应履行承诺，一同退隐，以促成南北和平。

孙中山竟然对此置之不理。其中的道理并不复杂，北伐战事已迫在眉睫，若他选择退隐，岂不是让之前的努力功亏一篑？

然而，此事对孙中山的声望造成了沉重的打击。许多人开始质疑孙文先生信守承诺的能力，对他的态度产生了极大的不满。陈炯明、叶举等人的看法，自然也不例外。

重新审视广州局势。此时，众多人劝告孙中山，陈炯明叛乱的迹象已是显而易见，出于安全考虑，总统先生宜先行撤离总统府，暂作避难。然而，孙中山坚信尽管与陈炯明在政治见解上存在分歧，但并不认为他会敢于公然犯上，发动叛逆。再者，若因恐惧而选择逃避，那我的颜面又置于何地呢？

6月16日，总统府接到了一通匿名来电，声称叶举所率领的粤军计划于今夜采取行动，并紧急敦促孙总统即刻抵达总统府。孙中山对此表示怀疑，认为这或许是某种挑拨离间之举，亦或是陈炯明派系试图通过威胁手段将他驱逐。总之，他坚决表示不会离开。

夜幕低垂，当钟声敲过午夜，叶举率领粤军发起了对总统府的围攻。在这紧急关头，孙中山在警卫团队的严密护卫下，撤离了总统府，转乘“永丰舰”继续前行。

孙中山撤离之后，总统府的守卫士兵依然坚决抵抗，粤军随即发射了三枚土炮，以此表明其警戒态度。这一行为亦导致了“炮轰总统府”这一说法的流传。

伍 写在最后

总结而言，这便是“炮轰总统府”事件的始末。按照惯例，让我们来剖析其中的关键要点。

最初，陈炯明反叛是否意图直接取孙中山的生命？

首先，陈炯明断然不会同意孙中山发起的北伐计划。若答应，将严重与其政治信念相悖，他本就无意让其所辖的广州肩负起北伐所需的庞大军费及人力物力。

然而，若他不从孙中山之命，孙中山便将解除他的职务，甚至意图剿灭陈家军。作为一介军阀，地盘与军队乃其安身立命之根本，他绝不愿意拱手相让。

换言之，他们之间的矛盾已激化至关乎生存的层面，根本无法得到调和。

这疑问产生，难道陈炯明意图对孙中山下手？

显然，这种说法是不可成立的。单从孙中山的警卫团成员数量来看，他们怎么可能从叶举的庞大粤军队伍中成功脱身？

显而易见，无论是陈炯明，抑或是叶举，他们都无意对孙中山造成伤害。他们的意图直截了当，旨在迫使孙中山退出广东。

所谓“炮轰总统府”一事，实则不过是以三发土炮虚张声势，意图威慑总统府守卫，迫使其迅速投降。然而，这一事件发生时，孙中山先生早已离开总统府。

昔日，香港的报刊以及英美外交使节的报告中均有记录此事，然而其中并无提及炮轰总统府之举。事实上，所载内容仅指出孙中山离任之后，粤军为迫使总统府守军投降，曾开炮三次，以此威慑对方。

显而易见，陈炯明反孙中山，实乃形势所迫，不反抗已无路可走。

至于为何将这一事件描述得如此恶劣，其中的道理其实并不复杂。国党将孙的地位抬得很高，那么凡是反对他的人，自然就被视为无足轻重的存在。

如何界定陈炯明？

既不宜将他定性为乱臣贼子，亦不宜将他塑造成完人。客观而论，陈炯明，其本质上是一位兼具军阀特征的政界人物。其中，“军阀”充当修饰成分，而“政界人物”则作为中心词。

他必须首先确立自己为军阀的身份，方能确保其政治理念得以贯彻。因此，陈炯明对军队与地盘的掌控极为重视。

他与民国军阀迥异。

就陈炯明的个人品德而言，他在民国时期的自律堪称佼佼者。他淡泊女色，廉洁自律，甚至在逝世后，棺木之资亦无所出。连孙中山亦曾评价陈炯明：“陈炯明不近女色，不贪享乐，吃苦朴素，即便是我也自愧不如。”

在政治领域，他亦取得了显著成就。将广东视为“联省自治”的试验场，他推动全省92个县实行自治，并创办了公立免费教育，使烟赌现象销声匿迹，百姓得以安居乐业。一时间，广东跃升为全国瞩目的明星省份。

然而，综观当时我国的实际状况，他仅能将广东塑造为“模范省”，其推出的诸多新政策根本无法在全国范围内得以实施，而他心念中的“联省自治”亦是不可能成真的理想。

显而易见，若缺乏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必将导致我国陷入分裂的困境。

假设陈炯明所倡导的“联省自治”得以实现，各省得以自主决策，那么在面临日本侵华的危机时，我国将如何应对？难道仅仅依靠各自为政的各地军事指挥官？

因此，从个体层面考量，或许他能算得上是一位善良之辈。然而，从国家的高度审视，他却显现出缺乏宏观视野的政治素养。在这方面，他无疑与孙中山先生相去甚远，甚至不及段祺瑞、吴佩孚二位。

陈炯明结局概述。

1923年，孙中山成功策反了桂系与滇系的小军阀，并结合自己掌控的粤军力量，形成了东西两路的“讨贼军”，以反攻广州。面对这一攻势，陈炯明虽力抗，终因不敌而撤退至惠州。此后，双方在广东陷入了对峙僵局，彼此皆难以再进一步。

然而，至1925年，孙中山在苏联的支持下，派遣蒋介石率领黄埔学生军及苏联提供的武器，先后发动了两次东征，最终彻底击败了陈炯明。

在孙中山与陈炯明的激烈争斗中，陈炯明遭遇了彻底的败北。此后，他隐退至香港，并在后来成功当选为中国致公党的首届及第二届总理。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试图笼络陈炯明，但遭到了他的断然拒绝，同时他也退还了日本人所赠的八万元支票。

1933年，陈炯明不幸病故，享年55岁。其身后，由于财力不足，无法安葬，最终在各界人士和旧部同仁的慷慨捐助下，得以安葬于广东惠州。

历史本身就是如此真实。诸多事件，众多人物，究竟谁对谁错，谁善谁恶，往往难以一探究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