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拓自杀经过

专访邓拓夫人丁一岚

任 捷

邓拓，原名邓子健，出生于1912年2月26日，卒于1966年5月18日，系福建闽侯人士。他是一位杰出的中国现代杂文家、诗人、政论家、历史学家以及新闻工作者。他的笔名众多，包括邓云特、殷洲、狄曼公、卜无忌、于遂安、马南邨、向阳生等。邓拓曾担任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以及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此外，他还曾担任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晋察冀日报社社长及总编辑，以及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的要职。

邓拓，1943年4月，河北阜平。

虽未曾有幸与邓拓先生的夫人丁一岚女士见面，但电话那头的交谈已让我深深感受到了她待人接物的谦逊与和善。在我筹备一档聚焦文革后平反冤假错案的节目之际，我拨通了丁女士的电话，并向她坦诚说明了采访的缘由。丁女士欣然应允，愿意在家中接受我的采访，并且细致周到地为我提供了乘车与骑自行车的路线指引，同时还精心挑选了三个时间供我选择。

我选择了6月15日这一天，一个巧合的日期，因为那正是《人民日报》成立五十周年的日子。在悬挂着邓拓先生遗像的书房内，我聆听着丁一岚女士讲述往昔的故事，心中仿佛总能感受到那墙上相框里，已故的先辈正用他那深邃的目光默默注视着我们。《人民日报》同样没有忘记邓拓先生这位卓越的总编辑，特以一篮盛开的鲜花献上，以此表达对这位先辈的深切缅怀。

或许是今日的光阴，抑或是周遭绚烂的鲜花，丁一岚时常因泪水而暂时中断了我们的交谈。面对这位历尽沧桑的长者，我竟陷入困惑，不知如何才能给予慰藉。我想，她心底的伤痛，非我一人之力所能抚慰。因此，我只能默默地递上一方洁白的纸巾，默默地倾听她的心声，默默地等待她的情绪逐渐平复。

晨光初现之际，丁一岚便焦急地拨通了我的电话，我迅速作出回应。她以谦逊的姿态向我致歉，坦白在昨日的采访中，她多次情绪失控，泪水夺眶而出，这无疑给我的录音工作增添了诸多困难。她强调，她平日里总是坚强如钢，很少在媒体面前表露脆弱。她担心自己的情绪波动可能引发的言辞激烈，会对党的形象造成负面影响，因此恳切地请求我务必严加审核。随着她的话语落下，她才放下了心，结束了通话。我细致地审听了她整个的录音，那些含泪的往昔记忆，如同电影镜头般，一幕幕在我眼前生动重现。

1943年，邓拓与丁一岚结为夫妻。

"三家村"是导火索。

文化大革命，这场深刻的历史浩劫，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包括了撰写《燕山夜话》与《三家村札记》的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位先生。他们的作品，内容丰富，文风生动，敢于直面社会弊端，却遭到了贬斥，被恶意称为向党和社会主义射出的“毒箭”。而“三家村”一词，也因此成为了文革的导火索。丁一岚女士至今仍对三十多年前的那段往事记忆深刻。

关于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所涉及的事件，其发生的时间点实际上要早于“文化大革命”的开始。最初，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引发了公众的关注，那时人们并未将其与“文化大革命”联系起来。随后，自1965年起，吴晗的《海瑞罢官》亦遭到了广泛的抨击。

往昔，毛主席曾大力推崇海瑞的事迹，由此，部分领导便有意让吴晗创作一部以海瑞为主角的剧本。吴晗遵从中央的旨意，创作了《海瑞罢官》一剧。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这部作品竟被误读为吴晗借此进行反党活动，对此我们深感对吴晗的不公。当时，北京市委力图维护吴晗的清白，试图澄清事实。所谓文化大革命，其实质就是在文化领域挖掘问题。在那个时期，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位先生为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撰写专栏，名为“三家村札记”。最终，邓拓的《燕山夜话》也卷入其中，三人因此被紧密联系在一起，被诬指为“三家村反党集团”。

1966年的报道披露，即便无人声援，他们三人仍旧敢于公然采取反党行为。显而易见，他们背后必有势力在操控，亟需深入调查。随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人们逐渐洞悉，“三家村”事件不过是导火索，其真正的目标是直指北京的市委机构。而该市委的背后，则有彭真、少奇同志以及周恩来总理的身影，他们对国家建设的见解不谋而合。因此，对“三家村”的批判实际上是对刘、周二人的直接抨击，而这股批判的浪潮正是由“三家村”事件引发的。

“务必深刻反省，一年的时光已足够。”然而，杨述同志却忧虑地表示：“恐怕一年的时光尚不足以满足，或许需要两三年。”因此，众人普遍认为这不过是一场短暂的理论与政治较量，一旦落幕，便会归于平静。依照往昔经验，甄别平反的程序自会随之而来。但未曾料到，这场批判最终演变为一触即发的激烈斗争，理性荡然无存，甚至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动荡与武斗。

直到1966年初，中央点名批评北京市委对"三家村反党集团"是假批判、真包庇，邓拓可能才真正明白他和他的两位朋友在这场党内政治斗争中扮演的角色。早在1956、1957年，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在关于国家经济建设的诸多问题上有过严重分歧，邓拓也是在不知不觉中被扯进党内高层领导之间的斗争。丁一岚回忆——

1952年，邓拓先生及其夫人选择在位于煤渣胡同的《人民日报》宿舍，开启了他们的新生活篇章。

毛主席批邓拓。

“我不看了！”

每一篇具有重要意义的社论，均需经过毛主席的严格审阅与正式批准后方可公之于众。然而，在这番审阅过后，毛主席却留下了“我不看了”的批语，其含义不言而喻，显然流露出他对社论所持观点的不赞同。往昔，无论是否认同，毛主席在审阅结束后，总会提出自己的见解。然而，这一次，他的“我不看了”并非意味着他对社论的发表予以默许，而是显露了他不愿目睹此篇社论问世的态度。

面对毛主席退回的社论稿件，邓拓陷入了深沉的思索。一方面，若稿件公开发表，恐与毛主席的旨意相左；另一方面，若选择不发布，又难以向少奇同志和周总理交代。邓拓本人亦深信社论的观点。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最终决定将这篇社论公之于众。尽管如此，他的内心依旧带着一股书生的执着。他竟在原稿中将4号字的字体擅自改为5号，试图通过缩小字体来降低其显眼度，以免引起过多的关注。然而，这样的举措显然于事无补。正因为此事，毛主席对邓拓产生了微词，批评他“书生办报”。而“书生办报”的说法，便由此流传开来。

自反右运动初启，便有“死人办报”的流言波及邓拓。彼时，毛主席意图钓出大鱼，指派《人民日报》发表一系列对我党和国家颇具尖锐性的批评文章，且不附带任何评论，直接刊登。然而，邓拓却认为，作为党的喉舌，如此处理未免不够得体，亦不利于塑造良好形象，因此坚持在这些文章中添加按语后予以发布。这一举动与毛主席所提倡的“钓大鱼”策略相悖，不期然间揭露了策略的一些真相，于是毛主席便以“死人办报”的评语重新审视邓拓。

毛主席的这两句名言，成为邓拓在《人民日报》职业生涯的转折点。邓拓难以适应毛主席的路线和行事风格，对此深感迷茫。最终，他不仅失去了总编辑的职务，也主动提出了辞职。在这样复杂的历史背景下，当“三家村”问题最终浮出水面，邓拓也预感到自己难以摆脱命运的捉弄。

投笔从戎的邓拓

邓拓夫妇直言不讳。

邓拓身携毛主席所赠的箴言——“书生办报，死人办报”，与《人民日报》挥手作别，重返北京市委。然而，他对写作的热爱始终萦绕心头，于是以杂文为载体，创作出一批锐意进取、针砭时弊的佳作。这些杂文中，不乏对当时盛行的不求事实、缺乏民主精神以及官僚主义作风的犀利批判，如《一个鸡蛋的家当》、《"推事"种种》等，均以古为镜，鉴今而思。这些文章在《北京晚报》周二、周五的固定栏目中连载，为他赢得了极高的声誉，却也为他招致了终身的麻烦。邓拓的起伏沉浮，似乎并未让他与丁一岚深刻领悟到政治斗争的残酷与无情，否则，他不会以如此锋利的笔触、辛辣的言辞，写出《废弃"庸人政治"》这样的文章。

今日再次翻阅这段文字，我对邓拓的胆识与非凡才华由衷地感到钦佩。而丁一岚在1959年的遭遇，即便对那些对她并不熟悉的人来说，也足以见证她那坚定不移的品格。每当人们提起邓拓的名字，我常常思考，我们实在不应该忽视丁一岚这位同样值得尊敬的女性。

1959年，庐山之巅，彭德怀挥洒笔墨，泼墨成章，写下了一篇字数浩繁的书信。当时，庐山之畔传来了上级的指令，要求北京的三大新闻机构——《人民日报》、新华社以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时事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倡导言无不尽、知无不言的精神，并鼓励大家坦诚地向党组织表达自己的心声。我作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总编室的一员，也不禁对社会的诸多问题和国家经济所遭遇的种种困境进行了深思熟虑。

关于人民公社的快速成立，以及大炼钢铁运动带来的高昂代价，我存有疑问。毛泽东曾讨论过粮食过剩的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即便我们迈向共产主义步伐加快，似乎也不宜急于宣布这一成就。同时，我们应继续借鉴苏联的经验，并视其为典范。这种看法是否恰当？毛泽东时常告诫我们，小资产阶级可能会过于激进，从而失控。那么，毛泽东本人是否也曾有过类似的过分热情的行为呢？

在座谈会中，我坦诚地阐述了自己的看法，这些观点无疑在当时显得颇为尖锐，甚至略显唐突。然而，我坚信，自1957年反右运动以来，众多非党人士选择了缄默不语，而我自16岁起便在延安奋斗，作为一名资深党员，此刻若不勇敢站出，直言其事，从道义的角度来看，似乎也难以自洽。我坚信，党迫切需要洞悉基层的声音和真实情况，我的发言正是出于向党敞开心扉、坦诚交流的初衷。

最终，我的言辞不幸被曲解为对党的挑战，我因此被扣上了反党分子的帽子。在中央台的食堂饭厅里，墙上贴满了针对我的大幅标语。自那以后，我遭到了下放至“穷棒子”合作社的劳动改造，这一过程持续了超过一年。

两载岁月转瞬即逝，丁一岚终获调至那座时代之巅的国际广播电台，重返革命队伍，这对于一位对党忠诚不渝的革命战士来说，其意义自是显而易见。然而，她未曾预料到，数年春秋过后，她将再次与邓拓携手，面临贬谪之厄运，渐行渐远于革命行列。

邓拓、丁一岚（50年代）

孩子困惑：“大参考”被收。

伴随对吴晗的指责，我们亦预感到了邓拓即将面临的批判浪潮；尽管他曾力挺吴晗，最终还是未能成功阻挡。从1965年底至1966年初，党内对邓拓的批评已在京城蔓延开来，北京市委承受着批邓拓的巨大压力。鉴于北京市委已被公开指控庇护反党集团，作为严守组织纪律的成员，北京市委不得不遵从党中央的指令。随后，北京市的关键领导人彭真和刘仁同志亦遭到了批判。至此，这场批判的真实目标已经清晰显现。

彼日，邓拓肩负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的重任，其公务被迫暂时中止。他不得不隐居宅第，静默等待，心中渴望着有朝一日能够向党组织清晰地表述自己的创作构想和写作本意。尽管身在家中，他却失去了人身自由，往日忠实的警卫员如今成了暗中监视的使者。曾经充满温馨与热闹的住所，如今变得格外静谧，父子间的交流只剩下无言的沉默，唯有寂静相伴。

自幼在党的恩泽中成长的孩子们，对党怀抱着深沉的情感，对党的领导深信不疑。然而，媒体的报道却揭示出他们的父亲涉嫌参与反党集团。这一消息在孩子们心中激起了无法容忍的愤怒，被视为最恶劣的背叛。尽管如此，他们心中仍保留着一丝难以置信的困惑，那一直温柔慈爱的父亲，怎么可能成为反党分子呢？我无法向他们揭开真相，解释他们的父亲的无辜，害怕他们在外人面前说出这样的话会招来麻烦。然而，若要他们承认父亲是反革命，我又感到心中不忍。每当孩子们经过父亲的书房，总是战战兢兢，轻手轻脚，生怕与父亲不期而遇，不知该如何启齿。

邓拓素怀对孩子无限关爱，深怕他们承受过重压力，于是有意避开他们，佯装不知。唯有我洞悉他内心深处的痛楚，他多么期盼能重拾往日与孩子们欢声笑语的时光。孩子们对父亲的猜疑让他痛彻心扉，但他明白，他们对党和领袖的忠诚是无比坚定的。然而，四月发生的这一事件，对邓拓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带来了更为沉重的打击。

丁一岚忆起那段时光，即便邓拓已经离开了工作岗位，新华社编撰的内部《大参考》仍旧照例送到我们的居所，当时每位市级领导干部人手一份。但就在四月某日，市委机关几位不请自来的客人突然光临我家，他们对邓拓没有任何交代，径直将我家所有的《大参考》全部带走，并明确告知今后将不再向邓拓提供《大参考》。面对邓拓的追问，他们仅以“这是上级的指示”为由搪塞，却并未透露任何具体指示的内容。

邓拓情绪激昂，热切期望未来能再见“大参考”一面。然而，对方对此毫不在意，带着“大参考”径自离去。邓拓紧追不舍，不禁开口询问：“可否再赏一份‘大参考’？”目送对方远去后，邓拓独自在书房中沉默良久，沉默至无言以对。

这部被誉为“大参考”的著作，在许多人看来，似乎仅是党内高级干部独享的特权。然而，当全国上下都投身于对“三家村反党集团”的挞伐之际，邓拓却将这份“大参考”视为一种象征——那是党对他依然信任、对其能力予以肯定的象征。在孤独与痛苦的深渊中，他紧紧握住这根救命之草，顽强地挣扎，怀揣着一线希望。然而，如今这个象征已然消逝，它所传达的，却是一种更为严峻的信号。

即便邓拓未曾向他人吐露其心头的挣扎，我们仍能推敲，那始终在家中期待转机之人，在面对这残酷现实时所承受的痛苦与无奈。历经接连不断的打击与磨练，他渐渐堕入了绝望的深渊，直至最终，他选择了用生命终结这段经历。

1955年，邓拓六口之家合影。

邓拓以死明志

自5月8日起，北京各主流媒体纷纷对《三家村札记》与《燕山夜话》展开公开挞伐，对“三家村反党集团”背后的核心人物进行了深入剖析。与此同时，一首童谣在各地广泛流传：“邓拓、吴晗、廖沫沙，同根藤上结三瓜”，这一现象生动地展现了批判运动的广泛性和深刻性。5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戚本禹的文章，他宣称已证实邓拓为叛徒，并强调无论其背后的支持者是谁，都必须彻底追查到底。

“这难道是党对我做出的最终判决吗？”然而，在复查过程中，事实证明这一切都是无稽之谈。但在当时，他们代表了党的意志。在这种压力下，邓拓身处与党对立的困境，其处境愈发艰难。如果让他与敌人、国民党、日本帝国主义抗争，他坚信自己能百分之百地坚持战斗。

自1930年踏入共产党的行列，邓拓便毅然投身于党隐蔽战线的斗争，历经重重考验，甚至身陷囹圄，在狱中与敌人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长达8年的抗日战争与3年的解放战争岁月里，他肩负重任，在敌后地带携带印刷设备，坚持为党组织出版报纸。即便遭遇敌人残酷的“梳篦式”清剿，他依然意志坚定，持续发行报纸。在那个时期，他常常数日难以一饱口腹，身经百战，枪林弹雨中坚守阵地，这一切都源于党的信任和边区政府的坚定支持。

可现在呢，党宣布他是一个叛徒。他对面是共产党，是他一向信仰和遵从的党组织。他还要面对那些并不了解真实情况的所谓的革命群众，他成了人民的敌人。这跟过去战争年代的斗争完全不一样，这个他不能忍受。我觉得，一个对党非常忠诚的人，绝对不能忍受。

1963年，邓拓与丁一岚于家中定格了他们人生旅程中的最后一张合影。

1966年5月18日，对丁一岚来说，无疑是人生中最为阴霾的一天。

家中三室之居，我与邓拓各占其一。次晨破晓，我踏入他的卧室，不料竟发现他已悄然而去，遗体冰凉。那时，他身患重病，体质孱弱，却依旧笔耕不辍，往往汗流浃背，需以手帕擦拭。我拿起他擦拭汗水的那块手帕，湿润无比，从中不难感受到他在撰写遗书时的悲痛心情，他的离去竟是如此悄无声息。我亦未敢大声哭泣，家中尚有警卫员陪伴在侧。

在邓拓即将走完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留在桌面上的一个信封引起了我的注意。信封中似乎装满了纸张，其上醒目地标注着“即刻销毁”的字样。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指令，我一时感到迷茫，担心自己的动作会惊动旁边的警卫员。恰巧，邓拓的姐姐正巧在我家，我立刻将她唤醒。将事情告知她后，我们俩迅速地将其剪裁、撕裂，并将这些纸张投入厕所与澡盆，然后用水彻底冲洗干净。

原本因对火光与异味的恐惧，我未曾仔细探究那被焚毁之物，竟是一叠朝内书写的文稿。在匆忙之中，我未及细阅，便急于在警卫员醒来之前将其处理完毕。事后，我对那被销毁的具体物品一无所知。反复琢磨，我疑心那或许是他遗书的草稿。我悔恨交加，为何在未看清内容的情况下就草率地将其销毁，这件事一直让我深感自责。

这是一幕何其凄婉、催人断肠的场景。邓拓孤独的遗体，身旁空无一人；而另一边，却是他的妻子与姐姐为了销毁他的遗物，战战兢兢、忙碌纷扰。丁一岚在亲朋好友及同事的心中，一向以坚强著称，她的确无比坚强，只因她必须如此。

孩子不知邓拓自杀。

1966年春：邓拓题字“风光在险峰”

5月18日，丁一岚致信邓拓。

在向北京市委进行汇报之际，丁一岚得以细致地审视那位与她携手走过三十年风霜雨雪的伴侣。

“请安详地离去，悄然无声地踏上一段新的旅程。从此，喧嚣将不再打扰你，这或许正是你所需的最佳解脱。”

这无疑是生离死别的惨痛时刻。北京市委已经对领导层进行了调整，新组建的市委接过了原市委的领导职责。他们果断作出决定，严令禁止公开邓拓先生逝世的消息，并要求所有在场人员严守这一秘密。在邓拓先生离世之时，他的子女皆不在其身边，甚至连我的孩子也被禁止得知这一悲痛的消息。

次日，他们再度光临我的住所，展开了抄家作业，态度却出奇地谦恭有礼。他们宣称，依照党的相关规定，邓拓的私信、照片及其作品都将被移走。邓拓的私人秘书及他所在单位的秘书处同仁均伴随在侧。邓拓曾留下一封给我个人的遗书，不过只是一张薄纸，他在信中表达了对我的歉意，并深信他的这一决定能使我和孩子们从他的离世中得以释怀，免受他离去后的更多痛苦。但让我痛彻心扉的是，邓拓还留有一封致北京市委的遗书，它被我置于枕下。在我历经一番搜寻后，这封信被他们迅速带走，我未能目睹。

邓拓虽已离世，但其与“三家村”所引发的批判浪潮却未曾减弱，反而愈演愈烈。然而，他以独特的方式彻底终结了那些强加于身的诽谤与屈辱。他未曾预料到，吴晗在文革期间惨遭毒打至死，而廖沫沙则长期承受着囚禁的磨难。

邓拓的离世，并未如他所期盼的那样为亲人带来解脱，丁一岚的内心依旧承受着难以言说的痛苦。在那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狂飙肆虐之际，我深切地体会到了那份煎熬，其痛苦程度甚至超过了抗战时期的八年。在那漫长的机关生涯中，我有长达五年的时间里无人与我交谈，孤独与寂寞仿佛成了我深陷其中的深渊。

我始终对党的决策保持着坚定不移的忠诚，因此在漫长的岁月里，我未曾向孩子们透露父亲离世的实情。我严谨地保守着这个秘密，这样的经历对我而言实属不易。孩子们未曾主动探询，或许他们内心深处也在害怕父亲的可能归来，恐惧面对父亲的亡灵。直到两年之后，外界传言邓拓已经仙逝，孩子们这才向我不断追问。由于我一直以父亲住院为由，他们也不愿看到父亲归来，担忧红卫兵的侵扰，孩子们的心理压力沉重。在那时，我国的媒体习惯用“花岗岩脑袋见上帝”来形容那些固执己见的人，意指他们已经去世。孩子们从外界听到了这一消息，便回来向我询问。在征询了北京市委的意见后，我鼓起勇气，向孩子们坦诚了父亲已经去世的真相。作为一个对党忠诚、立场坚定的我，在经过慎重请示之后，方敢将这一残酷的事实告知他们。

“我们对党怀有深厚的爱意，然而，党似乎并未以同等的热忱回馈于我们。”这一现象不容忽视。他们长期被派遣至农村从事劳动，心中渴望踏入工厂或大学的门槛，却屡次遭受排斥，仅仅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每当孩子们倾诉这些心声，我的内心便充满了无尽的痛楚。

最令丁一岚痛心疾首的，乃是邓拓骨灰的安置事宜。鉴于家中并非存放骨灰的妥当之地，红卫兵随时可能发起抄家和批斗，她在与邓拓的哥哥商议后，毅然决然地将邓拓的骨灰转移至其家中。邓拓的哥哥当时任职于中科院，邓拓父母的骨灰也一直由他妥善保管。他们巧妙地将两位先辈的骨灰合并入同一坛中，并从中腾出空间以藏匿邓拓的骨灰。在外观上，两个坛子依旧安放有邓拓父母的骨灰，经过这番巧妙的伪装，邓拓的骨灰得以在文革的浩劫中侥幸存留。倘若邓拓的父母在九泉之下得知，即便是在他们离世之后，仍然能守护着爱子的遗骨，免于遭受灾难，不知他们会在悲痛之余，又感到几分欣慰。

每年的5月18日，丁一岚便会独自一人，在寂静之中追忆邓拓。她习惯性地向邓拓寄去一封信，信中详述自那以后自己与孩子们的生活琐碎，仿佛重现他们生前温馨的家常闲话。在这封信里，她也坦白了自己内心的孤独与困惑。每当她握笔书写，内心便涌动起一种不再孤寂的慰藉。信笺完成后，她划燃一根火柴，将信件燃成灰烬。年复一年，她如约寄出这封信，通过这种方式与逝去的丈夫交流情感，维系着两个世界的联系。

平反事记

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中，中国大地上的每一个人都难以抹去记忆中那1976年金秋十月的一幕：祸国殃民的“四人帮”最终被押上了审判人民的法庭。尽管经历了十年的苦难与破坏，满目疮痍的祖国依然背负着无数冤假错案的重负。从国家主席到开国元勋，从中央各部委、省级机构到基层干部与群众，受害者的人数之多前所未有。那些“叛徒”、“特务”、“走资派”、“反革命”等莫须有的罪名，如同紧箍咒一般紧紧束缚着无数民众。自1978年起，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逐步推进，为丁一岚带来了新的希望之光，她热切期待着邓拓的问题能够早日得到公正的重新审视。

往昔，我犹疑不决，不敢轻易提出此疑问，唯有先揭开真相的面纱，方敢有所行动。恰逢一位昔日的战友，他透露，《人民日报》的领导对邓拓的事件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并建议我整理一份详尽的材料。我们单位有一份内部出版物，其内容会直接送达中央，他建议我将我的材料投递至该刊物，以便政治局各位同志均有机会阅读。我据此着手撰写材料，并将其发表在内部刊物上。不久，中央下达了批示，要求组织部的专案复查小组对这一案件进行重新审查，这才开启了邓拓问题复查的序幕。

1979年的伊始，复查工作仍在进行中，而文革时期专案组的影响依然深重。他们在分析问题时，常受“两个凡是”思想的桎梏，许多问题都是从这一角度提出。我则与他们逐一展开辩论。邓拓曾拥有一方图章，上面镌刻着“书生习气不可无”的字样。在文革期间，这句名言曾遭受批判，有人指责邓拓抗拒毛主席的批评。毛主席曾评价他为“书生办报”，并指出他有所抵触，邓拓便刻下此图章，以此表达自己的立场。

在复查的过程中，他们持续追问，力求厘清这枚图章是在毛主席批评之前还是之后所刻制，即便是如此细微的问题也不曾放过。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邓拓终于得到了平反。结论简洁明了，仅以数语点明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并非反党之嫌，所有受牵连者均被撤销了处分，其表述之清晰，一目了然。

紧握着这份简短至仅寥寥数语的平反判决书，丁一岚提出了一项迫切的请求，那是她渴望一睹邓拓十三年前留下的遗书。历经漫长的十三年等待，她终于得以细读这封长达6000字的遗书。在那间档案室中，熟悉的角落里，面对着那些苍劲有力的字迹，十三年间的情感如同潮水般汹涌而来，泪水不禁夺眶而出。

最终，他们应允了我得以探阅邓拓档案中的遗作。历经十三年的漫长等待，我终能一窥其真容。彼时，我的内心激动难以自抑，在资料室中，我不禁失声痛哭。邓拓的遗书笔触充满深情，字字如珠，是写给北京市委的。书中详尽地记载了他的写作动机及被捕的经过。他明确指出，自己的写作问题纯属个人之过，与北京市委毫无关联，因为市委并未对稿件进行过审查。

继此之后，在商讨邓拓同志追悼会的举办细节上，我们陷入了长时间的争论。他们竟未允许我事先审阅悼词，或许是出于对我可能提出不同意见的担忧。不久，一位与邓拓同志关系密切的北京市委同志向我出示了悼词。然而，他们对追悼会的规模设下了限制，明确规定人数不得超过600人，且仅限于处级以上干部参与。这一规定引起了众多人的不满，我亦深有同感。我指出，在昔日共同编辑《三家村札记》的日子里，参与编辑工作的并非仅限于处级干部，而这些编辑同仁在此后均遭受了牵连，承受了巨大的打击。如今，连追悼会都无法让他们参与，这显然是对他们的一种不公。

我本人亲自在电台录制了一则讣告，随后印制了百份，分发给几位友人。追悼会当天，众多亲友莅临现场，人数多达一千三百余位，人潮汹涌，以至于八宝山的纪念堂内无法容纳所有来宾，许多人不得不在室外聚集。幸运的是，邓拓的遗像备有两份，一份置于会场内，另一份则摆放在室外。我想，那些在室外耐心等候的同志们，虽多年未见邓拓，但得以瞻仰其遗像，亦是一种莫大的安慰。

在那个午后的时光里，我正与丁一岚进行访谈，此时，邻家的孩童正悠然地弹奏着莫扎特的小夜曲。丁一岚家的阳台上，繁花似锦，几只小鸟在夏日温暖的阳光下欢快地跳跃，并发出清脆的鸣唱。在这鸟语花香与钢琴悠扬的旋律交织的氛围中，一位长者缓缓地讲述了一个个体、一个家族、一个民族的悲壮史诗。我的内心涌动着复杂的情感，难以用言语表达。在这喜忧交织的氛围中，我的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邓拓离世时紧握的那块湿润的手帕，我想，那手帕里定然浸染了无数男儿的热泪。

三个月后，丁一岚去世。

邓拓抗争至死前

作者：钱江

引言：1966年的这一天，人民日报的前任社长邓拓，因蒙受不白之冤，选择了以生命作为最后的抗议，成为了文化大革命初期第一位离世的党内高级文化界人士。随着时间的流逝，田家英、柴沫、姚溱等众多党内文人，也相继踏上了与他相似的命运之路……

1966年5月16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下半部分以通栏标题刊登了戚本禹的“大批判”文章《对〈前线〉和〈北京日报〉资产阶级立场的批判》。文中明确指出：“邓拓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事实已揭露，他竟是一个叛徒。在抗日战争期间，他潜入党内。他表面看似积极，实则骗取了党和人民的信任，得以担任人民日报社的关键职务。他频繁利用职权，曲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推行并宣扬其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观点。1957年夏天，他成为资产阶级右派中的关键人物，摇着鹅毛扇。”

在党内的风雨飘摇中，邓拓曾肩负着人民日报社总编辑与社长的双重重任，自是深刻理解“定性”二字的分量，洞察其中隐藏的危机。正当国家陷入疯狂的“文革”漩涡之际，戚本禹所撰写的这篇背景复杂的点名批判文章，无不昭示着一场迫在眉睫的杀身之祸。

邓拓身心俱疲，戚文的骤然离世，令他失去了唯一的精神依托。

自从姚文元那篇关于海瑞罢官的论说问世，邓拓便毅然挺身而出，意图扭转局势。然而，回顾如今，他倾注的所有心血似乎都将化为乌有。

自1965年11月底，北京各大报纸陆续刊登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后，邓拓在市委会议中多次提出观点，强调：“本次讨论应在学术界营造良好风气。我们应秉承《北京日报》‘编者按’的宗旨，坚持‘双百方针’，实事求是地辨别是非。文章应逻辑严谨，以理服人，而非依靠权势取胜。应当鼓励各方声音，避免偏颇。在真理面前，每个人都应享有平等的地位。对于过激的批评，必须及时纠正，绝不能轻率地将人推向绝境。”11月30日，邓拓召集高等院校举行会议，安排对姚文进行深入讨论，并明确要求以《北京日报》的按语为讨论的基准。

他未曾料想，正是这些事务的筹谋，最终成为了他一生的归宿。

《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

追溯往昔，1958年8月，邓拓获准与人民日报告别，然而其工作交接直至1959年2月才告一段落。人民日报编辑部特地举行了一次全体大会，以示对邓拓的饯行。在众多同事的目送中，邓拓慷慨激昂地吟咏了自己所作的古典诗作《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

笔走龙蛇二十年，

分明非梦亦非烟。

文章满纸书生累，

风雨同舟战友贤。

屈指当知功与过，

关心最是后争先。

平生赢得豪情在，

举国高潮望接天。

自1949年7月起，他担任了《人民日报》的总编辑一职，直至1959年2月卸任，在这期间，他与《人民日报》共同走过了十个充满挑战与磨砺的春秋岁月。即便是在离职之后，他同《人民日报》之间那深厚而细腻的情感依旧盘根错节，难以彻底割舍。

1957年四月，毛泽东对邓拓进行了一番亲自的指责。翌年三月，南宁会议期间，毛泽东再度以此篇“反冒进”社论的批评为导火索，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公开点名对邓拓进行了批评。回到北京后，邓拓随即向组织正式递交了辞职书。

“邓拓一出手，问题全解决。”

在彭真的精心安排下，邓拓于1959年2月正式履新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一职，并肩负起文教领域的重任。根据职责分配，邓拓本应主管《北京日报》，但鉴于其与《人民日报》过往工作的紧密联系，情况显得格外复杂。鉴此，彭真决定将《北京日报》的编辑工作委托给郑天翔。北京市委的书记们对邓拓怀有深深的敬意，他们深知邓拓是一位杰出的报业专家，因此在《北京日报》的相关事务上，他们经常与邓拓保持密切沟通。

自1961年起，我国中央政府实施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旨在纠正“大跃进”时期所出现的偏差。邓拓对此秉持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给予了充分的支持。在年初的1月11日，北京日报社长范瑾传达了邓拓针对报纸宣传的讲话，其核心主旨在于倡导阅读，并建议报纸应多刊登一些古人奋发图强、勤奋好学的典范故事。这些故事与激励人们勇敢面对灾难的精神相得益彰。

那次演讲的余音绕梁，邓拓便受到了《北京晚报》编辑的特别青睐。编辑诚挚地邀请他，希望他能为晚报贡献笔力。邓拓欣然答应，在晚报的“五色土”副刊上创立了《燕山夜话》专栏。1961年3月19日，该专栏的首篇文章《生命的三分之一》与读者见面，旨在倡导阅读成为风尚。

《燕山夜话》广受读者青睐，这一盛况激发了《前线》杂志编辑团队的斗志。他们坚信，《前线》的主编邓拓理应为本刊献上更多佳作，于是多次恳请他在《前线》开设个人专栏。邓拓虽有意接纳，却担忧凭借个人之力难以确保稿件按时完成，于是提议寻求他人协助。最终，他成功地说服了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和副市长吴晗，三人携手共笔。

1961年9月20日的傍晚时分，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位先生齐聚四川饭店，共度晚餐，并就为《前线》杂志撰写稿件的事项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邓拓提议，不如三人携手打造一个杂文专栏，并将其命名为“三家村”。灵感迸发之下，他们巧妙地为这个专栏取了一个别具一格的名字——“三家村札记”。

依据《前线》杂志的页码编排，文章篇幅需控制在千字上下，题目可自行拟定，每期选取一篇稿件，由作者轮流执笔。在会议现场，决定由李筠同志担任《三家村札记》栏目的稿件联络工作。

自1961年创刊至1964年停刊，《三家村札记》共收录了198篇文章（其中5篇非邓拓、廖沫沙、吴晗亲自执笔）。在这段时期内，邓拓得以持续创作《燕山夜话》并投身于《三家村札记》的编纂工作，这一切都得益于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之后，党内民主气氛的显著提升。然而，进入60年代中期，随着中苏论战的不断升级，国内“阶级斗争”的气氛日益浓重，原本活跃的思想氛围逐渐消散。《三家村札记》作为思想活跃的象征，不可避免地成为了质疑的焦点。

廖沫沙对《有鬼无害论》的反思堪称得体，一旦有人持续追询，那便转变为对方的问题了。作出此番言论后，廖沫沙随即被派遣至北京郊区，投身于“四清”运动的实践之中。

吴晗对周遭环境之险恶深有感触，于是致信邓拓，倾诉选题之艰难、工作之繁重，并提出不再参与“三家村”的写作。邓拓与廖沫沙心意相通，默契地表示支持。至此，《三家村札记》以《遇难而进》一文作为收尾，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我们毫不动摇地反对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

1964年8月，中共华北局在北戴河召开了关键会议，并作出决议，公开发表对吴晗所提出的“道德继承”理论进行批判的论述。李筠在接到彭真、刘仁从北戴河打来的紧急电话后，立即被指示火速赶往那里，着手撰写批判文章。与此同时，刘仁与邓拓亦通过电报的方式，邀请吴晗前往北戴河进行自我反省。

金世伟同志的这篇文章，对吴南星同志的“道德传承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性探讨，我们认为这场论争极具意义。吴南星同志的《论道德》与《再论道德》两篇佳作，曾在我刊“三家村札记”专栏与读者见面。“三家村札记”作为一个杂文专栏，由众多作者轮流执笔，署名均为吴南星同志。回顾往昔，我们采用的集体署名方式实有不妥，实则文章并非集体智慧结晶，作者们的观点亦各有千秋。吴南星同志的两篇文章经过编辑部严格审阅。当时，我们在探讨剥削阶级道德问题时，未能从“革命抑或传承”这一根本问题入手。对于吴南星同志的文章，我们仅进行了细节上的调整便予以发表，这无疑是一个原则性的失误。同时，在原则性问题上采取无原则的妥协，亦是不当之举。

这篇作品终究未能与广大读者谋面，而其背后的原因至今依然笼罩在迷雾之中，不禁让人感叹，一场更为严峻的灾难似乎正在悄然降临，等待着吴晗与邓拓。

面对廖沫沙与吴晗的不公正指责，邓拓同样陷入了艰难的境地。1965年11月13日，姚文元的文章问世后，邓拓迅速召集范瑾、李琪、李筠共同商议对策。在交流过程中，他询问：“吴晗对这篇文章有何见解？”话音未落，他立刻拿起电话，拨通了吴晗的号码，关切地询问：“你已读过这篇文章，对此有何感想？”

吴晗带着一丝不甘之情坦言：“对于学术上的分歧，我愿意与他展开交流。然而，他却将政治因素强加于我，这显然是一种诬陷。我在1959年所撰写的文章，又怎能事先预料到1961年会出现的‘单干风’现象呢？”

“据悉，《海瑞罢官》与彭德怀事件似有瓜葛，其真伪难以辨识，对此我们目前尚无确切了解。”

本次会议达成共识，旨在对《前线》与《北京日报》进行深入的学术性剖析与探讨。然而，文章尚未初具雏形，转眼间便迈入了十一月底，形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拒绝刊登姚文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尽管如此，彭真同志仍不遗余力地将批判活动严格控制在学术讨论的框架内。

11月28日，彭真在人民大会堂主持了一次会议，并妥善安排了姚文相关内容的转载事宜。在会议筹备期间，他不禁心生感慨：“吴晗曾在解放战争前夕，英勇投身于民主斗争的洪流之中。”

邓拓紧挨着彭真站立，随即直言不讳地说：“就吴晗目前的所作所为来看，尚不能轻易断定其为反党或反社会主义分子，我们绝不能一概而论。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我们绝不能误导他人。”

既未将《海瑞罢官》定性为毒草，也未对其本身进行批判，更未因此对吴晗实施罢官。吴晗起初并非戏剧创作者，是他人邀请他创作，但在创作过程中，他逐渐沉迷其中，将自己比作海瑞，仿佛郭老自比蔡文姬，孟超自比李慧娘。李慧娘确实曾指责过贾似道。针对吴晗的问题，我们必须关注其发展趋势，未来将根据实际情况作出进一步判断。

邓拓曾强调，当前的重中之重是将其当作学术问题来深入探讨。营造一个积极的学术氛围至关重要，应当首先将问题定位为学术性质，即便是涉及政治的话题，处理起来也将更为审慎。政治与学术问题应当清晰区分，若一时难以界定，不妨暂时将其视为学术问题来对待。为了纠正不良风气，纵使姚文元提出的政治问题不容忽视，但在真理面前，每个人都应享有平等的发言权。批评并非不可容忍，更不应导致毁灭或丧失工作机会。批评的初衷是为了推动工作的进步，即使是过激的批评也应得到适当的引导和纠正，而非一蹴而就。当前形势迫切需要缓和，应当有学者撰文，明确指出姚文元文章中哪些观点正确，哪些过于激烈；吴晗的观点中哪些准确，哪些确实存在偏差。这场学术界的重大辩论不可避免，它触及对历史人物的评析、道德观念的评判等多个层面。

邓拓曾强调，在研究《海瑞罢官》这部作品时，我们必须对剧本的深层问题进行细致剖析，并确保所引用的资料和观点都具有充分的说服力。姚文元所引用的文字，实则存在瑕疵。吴晗曾回忆，他在1959年撰写《论海瑞》一文，其目的在于抵制右倾机会主义。随后，马连良邀请他着手创作剧本，经过反复修改，终于在1961年8月8日完成了定稿。同年，该剧正式上演，直至1962年8月。最初，吴晗的剧本以海瑞为核心人物，直至第四稿才将剧名更改为《海瑞罢官》，这一变动是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完成的。

彭真对邓拓的见解表示了肯定。随着12月的到来，彭真特意指示邓拓撰写一篇针对吴晗的批判性文章。邓拓随即安排李筠提供之前未曾公开发表的“金世伟”文章，作为撰写参考。基于此，邓拓迅速完成了新文章，定名为《从(海瑞罢官)谈起——就几个理论问题与吴晗同志商榷》，署名赵凯。文章伊始，《前线》杂志的编者按语指出，赵凯同志的文章以吴晗同志新编的历史剧《海瑞罢官》为切入点，深入剖析了其道德继承论的核心观点，并提出了原则性的不同意见，旨在与吴晗同志展开商榷。赵凯同志将“道德继承论”与海瑞罢官议题相融合进行论述，我们对此表示赞同。我们期待广大读者能够秉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积极参与到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之中，并就由此引发的其他相关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以促进科学艺术的进一步发展。本篇编者按语的内容与“金世伟”文章的编者按语大致相同。

邓拓将文稿提交给彭真审阅，彭真认为内容略显单薄，遂建议对文章进行进一步的完善。邓拓欣然接受这一建议，并对文章进行了重新修订。稿件随后被市委书记们逐一审阅，最终由彭真亲自定稿，并以“向阳生”这一笔名发表。12月12日，这篇文章在《前线》和《北京日报》以醒目的版面同时刊出。文章以学术探讨的语气，对吴晗关于道德传承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在发表时，原文的编者按语已被删除。

次日，《北京日报》依照北京市委的统一口径，发表了李筠执笔的《关于对待<海瑞罢官>问题的立场选择》一文。紧接着，12月25日，《前线》杂志亦推出了李筠化名艾力耘所撰写的《用革命批判的视角审视历史人物》一文，不断呼吁在“双百”方针指导下，深入探讨“海瑞罢官”话题。

正当紧迫地赶撰《向阳生》一文之际，邓拓恪遵彭真同志的指示，致信吴晗同志，急切地要求他即刻提交针对“海瑞罢官”事件的个人自查材料。信中坦诚指出：“你所面临的困扰，或许主要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掌握还不够深入”，“无论是对你的文章进行自我剖析，还是就姚文元的文章提出批评，我们都认为应当毫无保留地发表，绝不可有所顾虑。”

遵循邓拓的提议，吴晗即刻泼墨挥毫，完成了《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一文，对相关事实及历史依据进行了周密的阐释与辩护，并明确声明《海瑞罢官》这一剧本与所谓的“单干风”、“翻案风”毫无关联。但在某些问题上，他不得不心有不甘地承认了自己的失误。吴晗的检讨文章于12月27日见诸《北京日报》。

邓拓，凭借其丰富的个人经历与独到见解，对姚文元所撰文章的复杂程度有着深刻的体会。1965年12月19日，在《前线》杂志的组长会议上，邓拓提出，关于海瑞问题的讨论并非始于一人。早在1959年，《解放日报》便已发表了蒋星煜的《南包公海瑞》一文，并附有编者按语，称赞海瑞的故事广为流传，其人淡泊名利，对海瑞给予了高度评价。然而，在姚文发表之后，《文汇报》虽再次刊登了蒋星煜的文章，却并未同时呈现《解放日报》当年的编者按。邓拓以充满疑问的语气指出，若是对某一观点进行批判，理应进行全面批判。而如今在发表蒋文时保留原有按语，这其中恐怕隐藏着某种玄机。

会议结束后，邓拓命李筠向吴晗探询蒋星煜的背景，并委婉地提出，或许可以请吴晗的助手以“读者来信”的名义，将疑问投向《文汇报》，就《解放日报》对海瑞的赞颂文章发起质疑，质问为何不先自我审查，便对外人进行批评。但此事尚未得到妥善解决，局势却愈发陷入混乱。

1966年1月16日，许立群亲自主持了北京六家报刊编辑部的联合会议。本次会议旨在确保对姚文的分析与讨论仅限于学术范畴。许立群明确指出：“按照相关规定，涉及批判性质的文章必须提交至中宣部办公室处理。”与会者李筠，遵照邓拓的指示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我们未曾有意参与这场讨论。《前线》的版面资源有限，当前的工作重心是面向工农兵群众进行宣传，推动内容的通俗化。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发表了三篇文章，主要目的是回应过往的道德观念。我们的文章促使吴晗进行了自我批评，并为公众提供了批判的焦点。若今后有关于吴晗问题的政治性结论文章，我们将予以转载。”

“向阳生”冲突

1966年2月3日，彭真召集了“5人小组”的扩大会，并着手草拟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该文件后来被命名为《二月提纲》。然而，正是在此期间，邓拓经历了一段意外的插曲。此前素不相识的关锋，于深夜突然拜访了邓拓，两人展开了深入的对话。次日，邓拓向李筠透露，康生曾通过电话告知他，关锋对“向阳生”的文章持有不同意见，并建议双方安排时间进行讨论。

关锋迅速抵达，直面邓拓，指出向阳生的文章并未触及政治问题，实则是在为吴晗进行辩解。尤其是你，曾经与吴晗有过共同署名的文章，此等做法实乃不当。吴晗所谈论的忠孝观念并非虚无缥缈，实则蕴含着深刻的含义，他所宣扬的孝道实际上是在贬低我们。除此之外，关锋还提出了一些与邓拓看法相悖的观点。

邓拓向关锋明确指出，《北京日报》并非我负责的领域。至于我撰写的《向阳生》一文，起初我确实有过在文中进行自我反省的打算。邓拓特别强调，彭真并未对此事进行干预。面对关锋的指责，邓拓回应道：“我并非未曾触及政治话题，实际上在文章的结尾部分，我已经有所涉及。”

邓拓向李筠透露，关锋在那日对他大加赞赏。随着即将到来的风暴的临近，康生派人前来进行交谈，但邓拓并未能洞察其背后的真正意图。

不久，局势急剧恶化，从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在杭州与康生、江青等人进行了三次深入会谈。在此过程中，他毫不留情地批评北京市委已陷入僵化，将其形容为“坚如磐石”，并坚决要求予以解散。毛泽东更进一步地将中宣部比喻为“阎王殿”，主张“推翻阎王，释放小鬼”。他还公开指出吴晗、翦伯赞是学界权威，并暗示背后存在更大的势力庇护他们，即所谓的“大党阀”（指彭真）。此外，毛泽东还明确指出《三家村札记》与《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作品。因此，邓拓被定下重罪，在当时的环境下，他难以洗清自己的罪名。

自4月6日起至4月11日止，在刘仁、万里、郑天翔领衔的“三人领导小组”以及由李琪、宋硕、范瑾、张文松构成的“四人办公室”的领导下，包括《北京晚报》、《北京日报》、《前线》杂志社、北京出版社、高教局、教育局、文化局在内的多家单位，在市委交际处对邓拓进行了批判。此次批判主要针对邓拓所提出的质疑，最终得出结论：“邓拓坚决拥护三面红旗，在抵制单干风、自由市场等问题上，与书记处保持了一致的立场。”除《三家村札记》外，邓拓的其他作品均被认定为正确。然而，自此之后，邓拓便暂停了工作，转而专注于自我反省。

北京市委已显露出无力守护邓拓的迹象。更令人震惊的是，他们竟然密谋了对邓拓的批判运动。

1966年4月16日，《北京日报》以近三个版面的宏大篇幅，在《关于“三家村”及〈燕山夜话〉的批判》这一醒目标题下，公开发表了对邓拓等人的批判性文章。

在材料公布后，彭真特地拨通了邓拓的电话，以亲切的语气劝导他不要过分忧虑，应理性对待问题，并严于修身自省。与此同时，彭真亦关切地叮咛邓拓要爱护自己的身体，关注健康，毕竟前方还有诸多重大任务在等待着他去一一完成。

刘仁特意派遣专人前赴邓拓处进行探望，旨在平抚其心绪，并勉励他保持镇定。

“我计划再坚守一年，届时方会着手处理这些难题。”杨述轻轻摇了摇头，“这一次的情况或许更为棘手，或许需要两三年的时间，我们才能看到明显的进展。”然而，这场影响全国的民族危机竟持续了整整十年。

邓拓的批判浪潮迅速高涨。在5月8日，《解放军报》刊登了由江青亲自策划并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明确指出邓拓“为资产阶级复辟摇旗呐喊”，并斥责《燕山夜话》为“彻头彻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

“我赞同何明的文章。”

上海《解放日报》与《文汇报》联合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次日，全国各大报纸竞相进行转载。文章揭露，邓拓、吴晗、廖沫沙以“三家村”的名义发表文章，实质上是一场精心策划、目标清晰、计划周密、组织严密的向社会主义发起的反攻。文中强调，必须深入挖掘其背后的“指示者”、“支持者”、“吹捧者”，追溯其根源，彻底查清真相。

邓拓已完全失去了争辩的空间，唯有默默承受那份屈辱。

邓拓、丁一岚

邓拓末击

1966年5月16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5·16通知”顺利通过，由此揭开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在这一天，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等众多杰出领导人相继被投入牢狱。与此同时，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各大媒体，纷纷刊登了戚本禹在《红旗》杂志第七期上发表的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戚本禹的这篇文章，实质上为邓拓的问题定下了基调，此类重大事件往往需要经过漫长岁月的洗礼才能有所改观。以“反右”事件为例，即便经过了十年，右派分子的处境依旧比过去更加艰难。

阅读完戚本禹的文字后，邓拓终于下定决心，挥别尘世，逃离那即将降临的苦难深渊。

5月17日的夜晚，邓拓在妥善安置了妻子与子女后，便一头扎进了写作的海洋，笔耕不辍直至夜色深沉，四周一片宁静。

致彭真、刘仁及市委同仁。

……在这场激战中，我已成为了众矢之的，一场席卷全国的批判狂潮正汹涌澎湃，人们对《燕山夜话》以及“三家村”所涉及的“黑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展开了统一而强烈的谴责。尽管如此，我依然毫不动摇地深入研读毛主席的著作，努力跟上革命发展的步伐。

众多来自工农兵阶层的作者纷纷表达他们的愤慨：“当他们听到广播中，或是阅读到报纸上那些邓拓等人散布的诋毁党和社会主义的言论时，无不义愤填膺。”我深刻体会到了他们的激愤之情。对于所有向我提出批评的声音，我并无丝毫怨言。只要是对党和革命事业有益，无论个人承受何种痛苦与牺牲，我都愿意毫不犹豫地全盘承担。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未来亦将如此。

我期待领导指派专人对此文意进行详尽评估。在我的作品《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共收录171篇文章。其中涉及问题的文章数量与性质如何，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我深信真相终将水落石出。

在信中，邓拓用相当篇幅，详尽地追溯了他过往两次被捕的遭遇及获释的经过。他坚决否认自己是“混入党内，假装积极，误导了党和人民的信任”，他坚信，自己始终遵循党的指导，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事业中，义无反顾。

邓拓遗书结语精炼。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思想万岁！

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球舞台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胜利，万岁！

邓拓

1966年5月17日

5月17日深夜至18日凌晨，他毅然决然地以生命作为代价，发起了一场殊死搏斗。这一悲剧事件，无疑为原本沉重的阴霾再添了一抹深沉的阴影。在遗书中，他多次蘸墨挥毫，留下了“万岁”的呼号，仿佛置身于那封建时代阴森寒冷的宫殿之中。

撰就了致彭真、刘仁的长篇遗书之后，时间或许已无声无息地迈入了5月18日的破晓。晨光初现，种种未知的变数或许即将降临，剩余的时日已所剩无几。在这最后的几许珍贵时光中，邓拓向妻子丁一岚发去了诀别的短信。

往昔在抗日战场的后方，我与朝气蓬勃的丁一岚结下了不解之缘。邓拓的胸襟何其光耀，他曾挥洒笔墨，创作出许多寓意深远、感人至深的诗篇。然而，当死神逼近，他已无暇顾及诗词的修饰，这亦足以见证邓拓赴死的决心是多么坚定而急迫。

一岚：

因急于赶撰一封致市委的长信，故未及与诸君进行笔谈。目前，我感到心跳时快时慢，肠胃之痛亦时作时休，因此就此搁笔。

请将我遗忘，切勿再行回忆。我曾给你们带来了无尽的痛苦，自今而后，愿你们能从我所引起的灵魂折磨中解脱。

永别了，亲爱的。

在挥洒墨迹，将这些字句定格于纸面之际，邓拓也画上了生命旅程的句点，享年54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