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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视察时突然发怒:我的救命恩人怎成了副处长?真相令人动容

发布日期:2025-07-11 13:37    点击次数:130

1957年,在武汉视察的毛主席,想起了自己的救命恩人。

他连忙向随从人员询问恩人现状:“王盛荣,现在怎么样了?”

随从人员思考了片刻,说道:“听说他现在担任中南工程局企业处副处长,正在筹备汉阳轧钢厂的工作。”

王盛荣

毛主席听后很生气,大发雷霆道:“请省委书记过来!”

为何毛主席会大发雷霆?他和王盛荣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故事?

救命恩人

1931年11月,毛主席在瑞金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可王明集团进入中共以后,毛主席遭到了排挤。

在此情况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召开了一次会议,上级让王盛荣火速通知毛主席前来参加。

而此时的毛主席,正处于危急关头,他不幸被反动派民兵包围了,一时间僵持不下。

就在毛主席寡不敌众,被重重夹击,就要落入反动派手中时,王盛荣赶到了。

在这千钧一发之时,王盛荣大喊一声,吸引了全部的注意力。

趁对方失神,出现漏洞之时,王盛荣勇往直前,带领自己的排,与对方进行厮杀。

很快,那群民兵被消灭了大半,只剩零星几个逃跑了。

因为不知对方底细,也不知是否有援军,出于安全考虑,趁着场面混乱,王盛荣一把拉着毛主席往外跑。

一路上险阻不断,所幸都有惊无险,最终和赶到的红军战士会面了。

王盛荣与战士一同合作,掩护着毛主席突出重围,终于成功回到了中央苏区。

在这次行动中,王盛荣也因为保护毛主席,被子弹击中了肩膀。

毛主席因此非常感激他。

运送经费

1933年1月,临时中央迁到中央苏区后,留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上海局经费十分紧张,艰难地运行着。

由于没有经费,上海的大多革命同志,根本买不起信息传送设备。

在敌人的严守下,她们很难单靠自身力量,将情报信息成功传递出去。

这时期,红军刚好弄到了一批银行巨款,中央当即决定派人将经费送往上海,交给当时的中共中央上海局,为其雪中送炭。

上级首次派人带了两万美金,可是,数十天过去了,上海那边却没有收到任何钱财,也联系不上那名同志。也不知他是不是被敌方抓住了,总之,人财两失。

第二次,中央又派人带着两万美金,前去支援上海,可是同样那人也不见踪影,音讯全无,甚至连敌方那边,也没有透出抓捕到我方人员的讯息。

毫无疑问,送款人背叛了中共,携款潜逃了。

这个问题很严重,一时间,气氛有点低迷,党中央陷入了僵局。

到底该怎么办呢?应该派谁去送经费呢?

为此中央召开了好几次会议,但始终没有人能拿出一个服众的方案。

最终,由毛主席一锤定音,决定派和他有过交情的,军委委员、苏区少先队总队长王盛荣,前去运送,解决燃眉之急。

邓颖超慎重地将3.5万美元递给王盛荣,嘱托他:一定要将这笔钱交到陈云或杨尚昆手里。

王盛荣不辱使命,带着几个人从江西出发,经广东、香港,躲过无数次盘查,一路上风餐露宿,最终分文不少地将钱箱交到了中共上海局负责人手里。

他的举动挽救了中共中央上海局和上海的地下革命工作者。

更让人佩服的是,他在返回途中又带回了几份重要情报,一时间让所有人都敬佩不已。

连降四级

1949年,42岁的王盛荣回到了家乡武汉,当上了中南有色金属工业管理局局长,负责军工生产,发展钨砂方面的事业。

自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开始注重国家的经济建设,但因为当时我国的金属钨的产量比较低,国家经济建设迟迟无法快速上升。

1950年,周总理对这个问题深感忧虑。他委托负责生产事业的王盛荣,一定要尽快提高钨的产量,通过贸易引进苏联等国外仪器,助力国家建设。

他向王盛荣下达了一项艰巨任务:要在一年内完成一万吨的钨砂的产量,然后送到苏联换取一些机械设备和运输队伍。

可这任务何其艰难,国民党搞了那么多年,一年的钨砂产量还不到300吨。

王盛荣郑重接过了这项任务。他上任之后,迅速开始了钨砂产地实地侦察,收集大量的资料,一直坚持奔波在第一线指导工作,和下属们一同不断努力。

可是,这过程中问题层出。那时矿山上不断有土匪捣乱,一年要搞出一万吨钨砂来非常困难,如果治理不当,更不用说出口了。

王盛荣想了又想,决定向周总理请求江西、湖南、广东、广西四省支援,土匪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

但很快,王盛荣就发现这个任务还是很难完成。当时钨砂矿区的开采设备和运输车辆严重不足,且质量不高,即使产量达到,也无法及时将钨砂运出去,这可怎么办?

这时,他偶然得到一个情报:香港有蒋介石冻结的一千吨钨砂滞留。

王盛荣一听,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卖掉这批钨砂去换钱,获得资金周转,再去买缺少的机械设备和运输车辆,一举多得,不就能助力钨砂矿区的生产和运输吗?

此时的他万万没想到,此举会被有心人利用,成为他“贪污”的证据。当然,这都是后话。

他马上请示周总理,想要卖掉那一千吨钨砂,从而换取钨砂矿区急用的车辆运输队伍和其他机械设备。

周总理很关心王盛荣的计划,但此举有风险,考虑再三,最终还是同意了王盛荣的建议。

征得周总理的同意后,王盛荣立刻开始了他的计划。

最终,王盛荣用这些钨砂换到了100辆大货车、100大桶汽油。

随即,他将这些物资送到了钨砂矿区。

多亏了这批物资,矿区得到了充分补给,钨矿的开采速度大大加快,不但达成了周总理布置的任务,甚至还超额完成了。

这一任务的完成,为国家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在这些物资的支持下,我国的重工业发展迅速发展,工业生产和军事建设均取得了重要成效:重工业企业如春日新苗,各行各业纷纷都展现出了一种迅猛的发展势头。

此时正是1952年的“三反运动”期间,国内出现了不少腐败分子,他们偷偷昧下了国家的钱财,背叛了党,背叛了国家。

毛主席大发雷霆,对此进行了严厉打压。

林彪之前与王盛荣有过分歧纠纷,得知了这个消息,他便拿香港1000吨钨砂交易这件事作文章,诬陷王盛荣贪污腐败。那些东西也成了压倒王盛荣的“罪证”。

林彪将收集到的证据,上报给了中央。

中央领导收到后十分惊讶,便将证据上报给了毛主席。

瞬间,物是人非,王盛荣陷入了困境,他还被诬蔑为罪犯,遭到逮捕并面临严重的处罚。

与此同时,王盛荣在牢狱中多次以死明志,虽然大难不死,可终究元气大伤。

当他的材料层层流通,最终送到毛主席手中时,他已经在牢里待了两年了。

再看这边,腐败风气暗滋生长,毛主席看到了一份指控贪污的文件,非常地气愤。

可他定睛一看,那被指控的对象正是王盛荣。

毛主席有些迟疑,第一反应是不相信,王盛荣曾经救过他的命,算是他的恩人。

此外,当年面对3.5万美金的巨款,他都没携款而逃。这样的人,会去贪污腐败?

毛主席不相信王盛荣,会去做那种背叛国家、背叛党的事。

毛主席便叫来周总理,问道:“王盛荣同志贪污,这件事你知道吗?”

周恩来很诧异,他回答说:“王盛荣同志贪污一事是子虚乌有的,他不仅没罪,还有功。”

紧接着,周恩来详细向毛主席介绍了,这件“贪污”事件的来龙去脉。

王盛荣根本没有贪污,与此相反,他利用好现有的资源,充分发挥他的才干,为1年出口1万吨钨砂到苏联换取机械设备和国防用品的任务绞尽脑汁,最终圆满完成任务。

此举为重工业的建设发展提供了基础,这些卖钨砂的钱他一分没动,都用来买了有关机械设备和运输车辆,运用其去提高效益。可以说,多亏了他,重工业才发展迅速。

毛主席的怀疑是正确的,王盛荣根本就没有贪污。

终于,在狱中待了两年半的王盛荣被无罪释放了。

可当时中国的形势十分复杂,尽管他被证明无罪,又有周总理为其作证,王盛荣还是遭到了处罚:他不仅从副部级连降四级,还被开除了党籍,被调往中南建筑工程管理局,担任中南建筑工程局的一位副处长。

崎岖余生

1957年9月,毛主席到湖北省视察,触景生情,他想起了王盛荣,想起了那位救过他性命,一心为民,成功运送经费的恩人。

毛主席向湖北省领导打听王盛荣的现状,却得知王盛荣拖着一条伤腿,在跑工地准备筹建汉阳轧钢厂。

得知救命恩人连降四级,毛主席大发雷霆:请省委书记过来!

随后,毛主席若有所思地对王任重说道:“把王盛荣安排到省冶金工业厅当厅长吧,享受副省级待遇,恢复党籍。”

就这样,王盛荣一下又由副处级恢复到副省级,担任省冶金工业厅厅长,并且恢复了党籍。

这一举动体现着毛主席信任国家功臣,关心着他们,在意着她们。国家决不允许任何一个人贪污人民钱财,绝不会放过他们,更不会冤枉任何一位清白的同志,让其寒心。

但不到一年,王盛荣又因看到大炼钢铁的现状,看到急功近利、根基不稳的国家建设,说了真话、泼了冷水,而被批判,从而淡出了政坛。

仅1958年这一年,湖北省冶金厅就开了他18次批判会。

多亏了老战友和邓小平的关心,虽然湖北省冶金厅不再给他安排工作了,但也没再批判他。

特殊时期,倔强的王盛荣多次倒在批斗台上,可他没有放弃。

1978年8月,终于,两次共坐了10多年牢的王盛荣被彻底“解放”。

支撑他坚持下去的,是毛主席请徐海东转告的话:“好死不如赖活着。活着再说,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的。”

1979年10月24日,中共湖北省纪委和省委组织部,分别发出45号和63号文件,撤销了当年处分王盛荣的决定,恢复其原来的级别和待遇。

可他断了条腿,晚年有20多年的时间,都是在医院度过的,还先后三次心脏病发作。

但是他没有被打倒,而是安之若素,有惊无险地走过来了。

这一切归功于他有着良好的自身习惯,喜爱运动,饮食规律多样,坚持氧疗。

王盛荣一生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对党的忠心日月可鉴,是个久经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干部。

无论身居何职,哪怕被诬陷,王盛荣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无论何时何地,都心系祖国,时刻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自己之上。

2006年9月1日14时10分,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享受正省级医疗待遇离休老红军王盛荣,在武汉病逝,时年100岁。

他也是我党当年15位中革军委委员中,唯一跨入21世纪的人。